在选择职业时，要考虑三方面的个人特质：天赋、兴趣和性格。在这三种特质中，天赋与职业成功的相关度是最高的。

因此，如果你擅长的事情刚好也是自己感兴趣的，性格上也不存在大的冲突，那自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天赋和兴趣所导向的职业领域不一致，要优先给自己的天赋一个机会。

今天想为大家介绍另一本书，来自日本的八木仁平所著《如何找到想做的事》[1]。

诺伊鲍尔以心理学研究为职业，其结论主要来自于对过往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的综合，以及对德国、奥地利等国大样本数据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代表性的参考。但对如何发挥天赋，如何平衡天赋、兴趣和性格等的具体方法，着墨不多；

八木仁平则是一位职业咨询实务工作者，他提出了“自我认知法”模型：真正想做的事=喜欢的事*擅长的事*重要的事。他的理念主要来自于对自我认知的研究思考，以及长期与来访者的工作实践；虽无实证研究支撑，但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独特的方法论。

我将以两次推文为你介绍这本书和我阅读时受到的启发。在了解“自我认知法”之前，本次我想先分享八木在书的开篇所总结的，阻碍人找到“想做的事”的5个认知误区。

为什么在讲自我认知法之前要首先说认知误区呢？八木发现，很多人找不到想做的事只是因为陷入了这些误区。一旦澄清，自然就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阻碍找到“想做的事”的5个误区

误区1：想做的事必须是能坚持一生的事。

八木指出，对某些特定时期来说，“坚持”或许是一种美德；但当今时代的关键词是“变化”。

我们曾经介绍过当今处在一个VUCA时代（VUCA, 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当外部环境更加多变和复杂的同时，人的预期寿命却在不断延长[2]。

由此，八木在书中如此反问：“这样的时代，有必要寻找能让你一直保持兴趣的事吗？”（p.2）一直执着于去找能坚持做一生的事，反倒是一种风险。

换个角度说，即便有“想找到一生想做的事”的想法，起点也是先找到“现在想做的事”。因为如果每天都能做“现在想做的事”，一生都不会厌倦，那么从结果上来讲也是“一生中想做的事”。

误区2：找到想做的事时会有命中注定的感觉。

命中注定的感觉不会从一开始就出现。抱着“先找到命中注定要做的那件事再开始做”的想法，是不会找到想做的事的。

八木提及自己总结“自我认知法”的过程，最初也只是觉得“挺有趣”。后来在把兴趣作为工作、不断思考成长、帮助到别人的过程中，他慢慢才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而不是一开始就认为“我天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这和职业心理学领域一些有关职业使命感或工作召唤（calling）的研究发现相同。工作召唤，可以说就是一种“命中注定以此为业”的感觉，它最早出现在对神职人员的描述中，后来又拓展到对各类职业从事者的研究：什么样的人会对工作有召唤感？工作召唤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曾经在《受感召而从事的工作，会让人感觉更好吗？——工作召唤理论》这篇推文里讲过：

基于工作召唤理论的模型，一份可以视为“天职”、令我们感到满足和满意的工作并不会凭空想象而来，投入行动、积累经验才是必经之路。

而我最近读到的另一篇质性研究也与此观点有关：研究者以医生、教师、牧师、国际援助组织人士等确认自己已找到天职的200多位专业人士为研究对象，发现可以把他们找到职业使命感的过程分为“洞察”与“探索”两种类型：

洞察（Discernment）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追寻一种“命运（destiny）”，他们开始会依据某种特定的方向去寻找工作，通过与榜样的比较、外界的引导等等一系列的过程，不断地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工作经验，最终明晰属于自己的“命运”究竟是什么。

而探索（exploration）者则没有方向上的预设，他们就是在多次尝试和偶然事件中获得不同的工作经验，在每一段工作经验里逐步形成对自我和工作的理解，直到确认自己就是要做这份工作。[3]

所以，八木也在书中对读者说：“你在这本书中发现的不是‘命中注定’想做的事，而是自己内心能够接受、自己探索出的想做的事”。（p.5）

误区3：必须是对别人有益的事。

很多人都会抱着“想做的事必须是对别人有益的、了不起的事”的想法。因此即便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但由于它“不是为了他人而努力”“并不会得到别人称赞”，无法真的去做，也没有底气对别人说：“这是我想做的事！”

八木指出这种想法是有偏差的。他认为在考虑自己想做的事时，能不能帮到别人并不重要。

这并不意味着他觉得帮助别人不重要。在这本书中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明确“工作目的”非常重要(p.47)，甚至是自我认知法的三要素中最重要的部分（即：面向他人和社会的价值观）。

工作目的，简单的说，就是要能通过工作对他人产生价值。许多人想把“喜欢的事”变成工作却发现困难重重，是因为那件“喜欢的事”虽然能够满足自己，却很难给他人带来价值——于是，也就没有人为此买单。

但是，如果我们在寻找想做的事时只抱持着“为别人而努力”的自我牺牲态度，那即便找到了，也只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工作而已，并不是“真正想做的事”。

那么八木怎么看待“对别人有益”呢？他认为，在寻找想做的事时，首先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

“不管‘想做的事’是什么，只要是你感兴趣的，一定有人也感兴趣。通过接近这些人，‘想做的事’一定会变成工作”。“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最终也会‘对别人有益’”。(p.6)

至于如何把“想做的事”如何变成工作，则是另一个问题：怎样找到实现手段。这个问题在其剖析自我认知法时也有详细讨论，后续我们再聊。

此刻重要的是，不要被“必须”“对别人有益”的字眼束缚。如果发现自己有“必须”“应该”“一定”等想法，可以给自己提个醒：这有可能是一个阻碍了我们行动的“非理性信念”[4]。

误区4：必须多行动才能找到。

在行动中寻找想做的事，这个说法的确很有道理。在职业生涯教育过程中，我们也常常鼓励大中学生多尝试、多探索、多行动，因为有行动才有新知、有体验，才能了解更多职业世界的知识，也才能逐渐明确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那“必须多行动才能找到”还能算是认知误区吗？八木为何认为“多行动”不一定能找到想做的事，甚至可能一直找不到？

他的观点是：我们在选择“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时，需要考虑两个要素：1.可选项；2.选择标准。这也是我们在和来访者进行职业决策咨询时常常会问的：

“无论你选择哪个工作，最终你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工作不过是我们实现人生目的或者说实现自我的一种手段，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

八木指出，今天我们“不知道‘想做的事’的大部分原因是‘选项太多’”（p.7）。但“人在选项多的时候往往会‘不做选择’”（例如著名的“果酱实验”，详见注释[5]）。这时候，先明确选择标准就更为重要。

所以，如果只是想着多行动而盲目尝试各种感兴趣的事，只会导致选项增加，最后越来越不知道选哪个（p.20）.

而如果有选择标准，但却基于“走哪条路最有利”的思维，将“当下热门”“工资高”等外部因素作为选择标准去想“应该怎么做”，也很难找到想做的事——

VUCA世界变化太多，我们无法保证当下热门的工作十年常青（看看近三年国内互联网大厂从原先一路高光到持续裁员，再到因AI技术爆发重新变得炙手可热，就明白了）。

难道要一直跟着外部职业世界的变化随波逐流吗？八木指出，那带给人的只有迷茫。

与其相反，我们的内心世界不会有太大变化。用“想怎么做”的内心标准去选择，就会变得很简单。（p.23）这也让我想到知名的心理学家萨维科斯在其著作《生涯咨询》提到的：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发展技能和才智固然重要，但是这却无法替代一种踏实的自我感。”[6]

萨维科斯的生涯建构理论和生活设计咨询（详情点击左侧），也是在不确定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如何从自我叙事的角度重新设计和建构个人的职业生涯。

误区5：想做的事不能成为工作。

能做的事不想做，想做的事做不了，我们似乎常常陷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但八木认为应该分两步去思考这个问题：

“想做的事”在自己心中；

“想做的事”的实现手段在社会中。

正如在前文误区3部分提到的，在寻找想做的事的阶段，不需要将实现手段考虑进去。

因为“一定已经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不能抄袭别人做的事，但如果是实现手段，不管多少都可以模仿”（p.10）。

实现手段一定能找到，那是之后要做的事。不要因为当下还没想清楚实现手段，就把现在想做的事排除在外。

讲到这里，回想一下，你是否多多少少有踩过这些认知误区的坑？

跳出它们的限制，你现在对自己想做的事有新的想法了吗？欢迎留言讨论！

下周推送，我将继续介绍这本书的核心部分“自我认知法”。我们一起看看，在澄清认知误区后，怎样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敬请期待！

注释：

[1] 八木仁平著, 徐艺菊译.(2023). 如何找到想做的事.机械工业出版社.

[2] 根据琳达·格拉顿 安德鲁·斯科特所著《百岁人生》中引用的研究数据，2019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就已经达到73.5岁；2007年在日本出生的孩子有50%的概率活到107岁，在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出生的孩子有50%概率活到104岁。

[3] Bloom, M., Colbert, A. E., & Nielsen, J. D. (2021). Stories of Calling: How Called Professionals Construct Narrative Identit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6(2), 298–338.

[4] 可参考：《你为什么会不开心？认识非理性信念》，

https://mp.weixin.qq.com/s/nZpiIloIAUu6njvseHLDtA

[5] 哥伦比亚大学曾做过一个“果酱实验”：在超市试吃活动中准备24种果酱，试吃后购买的人只有3%；如果把果酱种类减少到6种，试吃后购买的人竟然会增加30%。也就是说，当选项太多时，人们反而更难做出选择。

[6] 萨维科斯著, 郑世彦、马伟明、郭本禹译. (2015). 生涯咨询. 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