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著，吕宇珺译.《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

在上篇推荐中，我们介绍了大卫·格雷伯对五种“狗屁工作”类型的精彩陈述，以及这些工作之所以让人感到“毫无意义”的缘由——

既没有自主性，又不能对世界产生丝毫积极的影响（甚至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动摇了人之存在的根基。

本篇继续讨论《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后半部分：

01.身处狗屁工作有何感受

首先是“无处安放的愤怒”。

格雷伯发现，在其收到的反馈中被大量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作者本人根本不知是谁在逼迫自己做毫无意义的工作。是公司？是社会？还是“坚持要求所有人必须以工作为生存手段（哪怕并不存在那么多真正的工作需求）的社会习俗和经济力量进行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融合导致了这一切”？（p.120）

如果说格雷伯儿时做洗碗工被迫刷踢脚线时还能找到自己愤怒的对象——餐馆老板本人，而今大量工作者却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无意义的工作，到底应该归咎于哪个人或哪件事。

又比如认知失调引发的痛苦。

格雷伯说，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会被教导要努力工作：“工作被认为是他们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工作获取的报酬证明了他们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对世界产生了影响的。当有人问你‘你是做什么的’，你立刻会觉得他是在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p.133）。

但就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之下，很多人却发现自己的实际工作是拿钱不做事：

有些职位在社会看来甚至是非常受人尊重和认可的，但从事者本人心里却非常清楚它毫无价值可言；

还有些人，知道这份工作毫无意义，又靠它带来的收入养活了自己和家人，因此在内心里无法确认这究竟是一个好工作还是不好的工作——既然它能助你养家糊口，还能说它没价值？

如此种种，都需要人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克服认知失调，和由此产生的压力感和沮丧感。

如果这是一份临时工作可能还好些，同事之间可以放心地彼此吐槽和疏解这种不适；但如果它是一份长期稳定的正式工作，你甚至不敢随意发表自己的不满：因为很难判断究竟同事中谁可以充分信赖，而谁又是不可以交心的——万一说错了什么，可能会让自己的工作处境更为难堪。

格雷伯举了在某分公司担任行政负责人的丹的体验：

“每天穿上西装来到办公室，就好似一场精心的献祭仪式，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上自己其实配不上的尊重，每天都要完成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动作。……‘我感觉其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真相，只不过大家都不说。肯定所有人都知道！’”（p.146）

丹最后辞掉了这份工作，转而去了魁北克区某印第安社区的一名科学教师。

更进一步，如果这份工作不是“假装忙碌”，而是真的忙于做那些所有人都知道（但又不能说出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这个人同时还会被紧张和焦虑所包围，易激惹，甚至会产生攻击性行为，出现各种身体症状（但一辞职就可能神奇自愈）例如腕管综合征等等。

格雷伯解释道，之所以会有上述状况，一部分原因在于，身处无意义工作的环境中的人是无法感到共同目标感的：

“办公室里的所有集体行为无法以任何一种方式去改善外面的世界，也不会对办公室外的任何一个人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这样的认知常常会放大办公室生活里那些微小的侮辱、偶尔的坏脾气、零星的怨恨和轻度的虐待行为。毕竟在这里，人们拥有的只有办公室政治了。”（p.143）

还有种痛苦是“知道自己做的是坏事”。

例如有位受访者提供了他的工作案例：

“乔治任职于法国公司Atos，Atos受雇于英国政府，‘负责尽可能多地找出残疾人登记表中不符合要求的人（在随后的几年中，因为被鉴定为‘具备就业能力’而失去补助、不久后便去世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乔治表示，公司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也都在‘绝望地、默默地痛恨着Atos’。”（p.155）

由此，

“一旦发现你做的事情正在导致他人的灾难，那么除了毫无意义对你的侵蚀，你还将经历内疚和恐惧带来的心灵摧残。”（p.155）

格雷伯总结说，如果说人类灵魂与身体的完整性“是与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同他是否感到自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相关联”的，那么无意义工作对人所施加的就纯粹是“精神暴力”，它们“常常引发绝望、忧郁和自我怨恨”，“抹杀着我们作为一个人最本质的意义”（p.156）。

格雷伯认为，这种精神暴力已经开始影响年青一代：

“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年轻人（全世界范围的年轻人也有这个趋势）正在接受一种心理上的准备，那就是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是正常的。我们的年青一代被教导着如何假装工作，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引领着进入狗屁岗位，并开始从事哪些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毫无意义的工作。”（p.167）

他认为，鉴于无意义工作对人普遍的精神摧残和近年来的席卷全球之势，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与反思：

这样的局面是怎么开始、怎么正常化，甚至是被鼓励的？为什么没有人公开讨论和该反思这个现象？

02.狗屁工作为何会激增+为何人们对此仿佛置若罔闻？

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关联着的——狗屁工作的激增有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层面因素的推动，而人们对狗屁工作的忍受与不关注，又推动着狗屁工作继续悄无声息地蔓延。

因此我们将这两个问题结合着来进行分析。格雷伯写出此书，也正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反思并寻求改变。

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现象之所以没有引发公众的关注而在不知不觉间愈演愈烈，一个原因在于：人们从根本上就不会相信，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企业会花钱雇人不做事。因为大家都默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公司不会养闲人，所以也就不容易对工作岗位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产生疑问。

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狗屁工作越来越多，而在经济学视角下又无法解释的话，那么美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否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制度？

在格雷伯看来并非如此。我们稍后会绕回到这个问题，但现在让我们先看看导致人们忽视“狗屁工作”激增的另一个原因——

与“服务经济”“服务业”相关的术语体系，对职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误导。

格雷伯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所有关于职业结构变化的讨论都认为，全球职业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尤其在富裕国家，都体现为农业和制造业的稳定减少，和所谓‘服务业’的稳定增加”。

摘自：[美]大卫·格雷伯著,&吕宇珺译. (2022). 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集团, p.173.

但什么是“服务业”呢？当我们说到服务业，脑中浮现的往往是餐厅服务员、理发师、售货员、家政人员、清洁工人等等从业者，而他们的工作显然是很有社会价值的！

试想，如果不再有服务员、理发师、售货员、家政人员、清洁工人等等从业人士，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立刻受到影响？显然会。所以，这些工作显然也不是“狗屁工作”。

格雷伯援引美国的劳动数据也发现，上述这些人员所从事的“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和这些从业者在整体职业结构中的占比，几十年来其实一直都稳定地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按照格雷伯援引的数据，这个比例大约在20%左右）。

那服务业和服务人员的大幅“增加”，是加在了哪些“服务”岗位上呢？

格雷伯引述经济学家“第四产业”的分法，即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之外，还有第四产业（通常主要包括金融业finance、保险业insurance和房地产业real estate，即FIRE业）。

或者据图书馆学学者罗伯特·泰勒的提法，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外的第四产业也可以称为“信息业”。

换言之，如果将产业结构按照四类划分，我们就更容易看出端倪：那些在近几十年数量猛增的“服务业人员”，实际上是行政人员、顾问、办事员、会计、信息技术专业人士等等。也正是在这些领域（而非传统的服务领域），“狗屁工作”的数量在快速增加。

为什么这些领域会持续增加大量的“狗屁工作”？

格雷伯认为这与第四产业的固有特质密切相关：

“整个FIRE行业的操作模式：先通过放贷的方式创造钱，然后用极其复杂的方式把这笔钱一来一去，每移一次就抽取一部分佣金。”（p.194）

在格雷伯及其所收集的大量金融从业受访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很多时候并不在乎实质价值创造的多少，而只是通过操纵诸如担保债务凭证和高速交易算法等复杂的金融工具，来获取大量利润：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整个金融行业就是一场骗局，因为整个行业表面上是针对商贸和制造领域的潜在赢利机会进行的各种操作，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被涉及。金融业绝大部分的利润来自同政府合谋生产、交易和操纵各种各样的债务。”（p.176-177）

在这样的特点下，许多金融从业者都看不到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何贡献，甚至都看不到自己的工作对于公司本身有何贡献。例如书中一位受访者西蒙曾受聘于若干家大型国际银行做风险管理工作——其工作职责是分析并“找出银行内部工作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p.201）。

据他的保守估计：

“该银行6万名员工中有80%是多余的，他们的工作要么完全可以自动化，通过程序来实现，要么就根本不需要做，因为他们从事的项目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出毫无意义的工作。”

“有一次，我写了个可以解决某个重要安全问题的程序。……会议室里25位顾问围坐一圈，会议中和会议后，我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敌意。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我写的这个程序可以取代他们所有人，他们现在人工完成的一切都可以被程序替代，要真的采用了我这个程序，那他们就要走人了，还拿什么工资。”（p.202）

而当金融的逻辑和工具逐渐渗透到其他各行各业时，

“哪怕是那些被我们视作工业核心的老牌企业，比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目前几乎全部盈利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金融部门。比如通用汽车，它现在不靠卖汽车来赚钱，而是靠收取汽车贷款利息获利。”（p.205）

格雷伯在书中提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大型实业公司都是不搭理甚至有点敌视“巨额融资”的。那时如果让实业公司老板在自家工人和投资者之间选一个，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家工人——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联结是超出管理者与金融力量的联结的。

但20世纪70年代后，当金融力量和公司管理阶层开始真正联结起来，各种投资、并购手法不断应用于各行各业之中，“首席执行官开始领取优先认股权，从而代替部分薪水，在毫不相关干的公司直接来回跳槽，并以有权裁掉大量员工而自豪”的时候，恶性循环就产生了：

“员工不再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不再考虑员工，自然就需要增加对员工的监管和监督程度”。如此，为了实现公司管理层眼中的“有效管理”，员工眼中的“狗屁”岗位也就越来越多。

格雷伯以一家“大象茶叶工厂”为例：

大象茶叶工厂原先是位于法国马赛的地方企业，后来被联合利华集团旗下的立顿茶叶收购。20世纪90年代，经过一系列改进措施，工厂生产效率已经提升了50%以上，利润也跟着大幅度提升。

然而，工厂员工却并未从公司利润增加中得到任何回报：

“公司利润增加了，给我们加工资了吗？”带领我们参观的工人问道，“没有！那他们雇佣更多工人了吗？引入新的机器设备了吗？扩大生产了吗？都没有！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开始招进来一批又一批的白领。……他们成天穿着西装转来转去。……他们每天沿着工厂里狭窄的通道走过来走过去，一边盯着我们工作，一边拿着小本本不知道在写什么。然后他们就开会讨论记录的内容，讨论完毕后再写出报告。……终于有一天，其中一位白领灵机一动想出一招：‘我们要不把整个工厂关了吧，把全部工人都开掉，然后把生产线搬到波兰？’”（p.207）

在20世纪中叶，工业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是，若是企业提高了生产率，则增加的那部分利润要分出一些再分配给工人。但到八九十年代后，这一传统却在逐渐消失。

格雷伯由此引述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后，生产率的增加和劳动者报酬之间就再无正相关：生产率猛增带来了利润的增加，却并没有提高报酬，那么利润都去哪里了呢？

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投资人、董事会成员、顶级职业经理人等财富金字塔顶部的人的腰包，

“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打造了全新的几乎毫无用处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毫无用处的行政人员小型军团……先给每位经理配上一批行政人员，然后再想给他们分配点什么事情来做，如果想得出来。”（p.208）

这个操作，已经深谙“狗屁工作”之要义的你，是不是感觉非常熟悉？

而当金融资本与管理主义开始蔓延到社会经济各行业各方面的同时，政府对于无意义工作的大量存在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一个核心的作用源于“确保就业”。格雷伯援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于坚持私有医保制度的发言：

“所有支持国有化全民医保的人都会说：‘瞧，这样我们能省去多少保险和文书的费用啊’。可是这代表着蓝十字蓝盾或凯撒医疗集团或其他企业100万、200万、300万的员工的工作岗位要没用了。这些人怎么办？他们的工作怎么解决？”（p.183）

奥巴马总统此番发言等于变相承认了美国医保制度的低效性，但是这也恰恰说明：

“维持现有市场化医保制度的一个原因正是这个制度的低效性。因为维持几百万个毫无用处的岗位要好过绞尽脑汁寻找相应数量的其他什么岗位让这些办事员来做。”（p.184）

格雷伯指出，对于“更多就业”这个政治标语，不管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永远都是一致同意的，他们的分歧点只是在于怎样才能增加更多就业岗位。但岗位是否有意义、是否能创造出好处，大家就不会过问。因为，“大家也是默认，既然市场创造出了这些岗位，那么就肯定有用”（p.183）。

回到本小节开头的问题：在毫无意义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

格雷伯认为，与其说近几十年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的某种“调整”，不如说它是一种以现代管理主义为其进行遮掩的新封建主义。

没错，就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是一种“以占有和分配商品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本质是依据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进行财富再分配，其中“非常多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整个系统中传送各种资源，而不是真正创造、推进或维修这些商品”。而且，“这一庞大的群体往往会将自己分成非常多的等级”，例如中世纪的封建君主通过层层封地产生了复杂的爵位体系。

显然，封建制度和“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但如果我们用经济和政治因素混合作用的封建制度的框架去思考，就会发现它很适合分析当前狗屁工作泛滥的现象：

“封建主所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分一大杯羹（不管是从敌人那里窃取，还是通过收取服务费、过路费、租金、税款向平民榨取），然后再重新分配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整支随从队伍形成，一方面很有排场和气势，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分配政治特权的方式：收买潜在的反叛者，奖励忠诚的同盟（打手），打造一套复杂的荣誉等级体系，设置层层头衔，让初级贵族为了这些头衔彼此争夺不休。”（p.204）

正如社会理论家凯文·卡森所描述的那样：

“管理层越来越臃肿，收入越来越高，因为真正创造价值的基层员工被高层管理榨取得越来越狠。随着这种榨取的加剧，顶层掠夺者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护卫队’，来看管‘赃物’”。（p.203）

如此，我们便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或其它组织，为何也会创造出越来越多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罢，只是个存在于古典经济学理论里的幌子。

有关“为何社会对狗屁工作激增无动于衷”的问题，除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格雷伯还从文化上做了精彩的剖析。限于篇幅，摘选部分内容在此：

例如，格雷伯发现大部分情况下，工作都是“对社会越有益，回报越少”，甚至

“有相当多的人不仅承认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之间确实存在反比关系，还认为此种关系天经地义。他们认为做了好事之后，我们应得的回报就是好事本身。”（p.247）

他认为，劳动价值理论太过强调生产性劳动是价值来源，而工业革命爆发后，生产率的惊人增长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机器和人究竟谁更重要的争论中。却忽略了：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部分工人都在工厂工作的时期。哪怕是卡尔·马克思、查尔斯·狄更斯的年代，工人阶级居住的区域中，女仆、擦鞋匠、清洁工、厨师、护士、司机、教师、妓女、看门人、小贩也要比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铸铁工人多得多。”（p.272）

正是因为人们长期基于大工业生产和劳动价值理论探讨可计算的“经济价值”，相比之下，涵盖了更大范围的、含有“照料”“关心”成分的那些工作所蕴含的价值却被长期忽略，从未被视为“自身能够产生价值的工作”。

甚至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因为“人天生具有移情能力，并且为了能够彼此沟通，我们必须不断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去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这往往意味着多多少少要‘照料’‘关心’他人”¹。所以，照料工作不算真正的工作，这不过就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p.274）。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观念趋势是² ：

对于那些愿意选择照料性工作、因自己造福社会而感到心满意足的人，我们不应该再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回报，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满足。

而对于那些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除了经济回报之外毫无意义、甚至有害，并因这样的认知而备受折磨的人，恰恰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回报。（p.249）

反过来再看看那些在工厂中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或者说那些工作可以被“经济价值”所量化的工作者，他们也如劳动价值理论一样认可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吗？

对此，格雷伯的诘问是：

“当工人在工作中不断被当做机器对待的时候，他们如何才能在工作中找到目标感？当工人被不断告知自己不过就是机器人一样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却被要求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呢？”（p.278）

于是，为了让这些人也能“认可”这种经济价值，一种被格雷伯称为“清教主义的复兴”的办法应运而生：

“工作不是为了创造财富，也并非为了照料他人，而是为了实践自我克制，是世俗生活中的‘刚毛衬衣（hair-shirt）’，是对欢愉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配得上消费主义购买行为的成年人”。（p.278）

在以上所述的文化潮流之下，今天的人们在选择工作时常常不得不在经济回报和社会价值之间做出选择：

“若是选择了社会价值，你就可以从事照顾孩子这样有用且重要的工作，但是你却被不断告知，帮助他人所获得的满足感本身就是你所得到的回报，至于如何养活自己，那你自己想办法好了；若是选择了后者，各种各样的生活开销是没问题了，但是却需要接受一份毫无意义且备受屈辱的工作，付出了身心俱疲的代价却丝毫不能带来任何价值。”（p.282）

03.狗屁工作激增的后果及应对

格雷伯对“狗屁工作”大肆蔓延的现象直言不讳，一个根本的缘由在于：

他认为此现象不仅在工作者个体层面导致一系列痛苦的精神伤害，也会在社会群体的层面导致资源无效配置，道德嫉妒的产生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群体间的憎恨，而它们可能导致“这个社会充满了憎恨、怨愤和怀疑，人与人之间因此而联结。” 格雷伯说，

“这种情况糟透了，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希望这一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p.XXVIII）

至于如何应对狗屁工作激增的社会问题，格雷伯则提出了一个从其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而非从统治者视角）的可能方案，即“全民基本收入”。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是指一种旨在为所有公民定期性地提供一笔无条件的钱，用以满足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福利政策。

这项政策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每个人都能拿到，也即：它将成为一项“人权”而非针对特定人士的福利。 因此，这笔钱的分发并不需要对任何人进行个人状况调查——因为一旦通过调查再给予某种福利，就必然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且不断扩张的行政机构来实施这一政策，而它无疑又会进一步造成资源的滥用、无意义工作岗位的增加、社会憎恨的加剧。

格雷伯指出，全民基本收入的最终目的是将生计与工作相分离。二者分离，对于社会的好处起码有以下几点：

首先，当全民基本收入一旦得以实施，工作者如若在工作环境下受到来自上级权力的极度压制，便能够“在大喊‘我不干了’的同时还能确保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受任何影响”（p.330）。

其次，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使得人人收入有保障之后，也会让老板对员工有更多的尊重态度。

再次，许多工作岗位、工作组织都可能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当人们不需要为了经济收入而不得不从事某些工作之时，便有机会、有时间去选择做不同的、他们认为更有意义的工作或事情。而这样的改变也值得人们充分地去思考和讨论以下问题（显然这是人们很少真正去思考的）：

当人们有更大的自由去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样的生活具体意味着什么？那样的社会样貌具体又会是怎样的？

当然，格雷伯也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在本书中探讨全民基本收入具体如何运作。他只是为读者指引了一个可能改善和解决狗屁工作问题的思考方向——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他针对狗屁工作更新的讨论了：他于2020年9月离开了这个世界，英年59岁。

结尾

本文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更为精准的剖析，都在原书中等待着你的翻阅和一定会有的、不住的拍手称赞。而对自身及社会的工作意义的深入思考，也将成为你阅读后的必然而然。

注释：

1.不过，格雷伯立刻一语道破：“如果所有的移情、所有的设身处地都是单方面的，那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成工作了”（p.274）。

2.因书中的分析逻辑及内容相当丰富，限于篇幅，此处进行了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