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实用主义在美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古典实用主义阶段，以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为代表；其次是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的阶段，以奎因等为代表；最后是以罗蒂、普特南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阶段。正如罗蒂《后哲学文化》一书的中译者所言：“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的复兴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走到了尽头。”¹罗蒂认为，在分析哲学走到了尽头之后，“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总是面向欧洲大陆寻找新的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的。”²分析哲学主张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讲求精确性。分析哲学的这个特点也是古典实用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实用主义有了复兴的希望。

在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步蔓延开来，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对传统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分析哲学的专门化和技术化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对传统的整体主义和体系化哲学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古典实用主义对经验和实践的注重、对清楚明白原则的突出强调都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内核暗合。鉴于此，罗蒂尝试把古典实用主义与欧洲大陆哲学结合起来，来复兴美国的实用主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出版，使得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复兴成为了哲学界的公开口号，亦被称为“新实用主义”。除了理查德·罗蒂，本期栏目将继续介绍“新实用主义”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希拉里·怀特哈尔·普特南。³

普特南一生都在勤勉思考，不断推翻自己之前的理论，从以往理论中发现问题，并进而提出新的观点。内在实在论便是普特南在批判自己早期的科学实在论时提出的，它批评了“神秘的指称理论”、真理符合论以及主客二分模式。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在提出自己的内在实在论之前，普特南曾坚持科学实在论（或称“外在实在论”、“形而上学实在论”），也就是他早年提出的“因果的指称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并非语词的意义决定了语词的指称，而是指称决定了意义。指称由客观环境因果关系和社会因果关系所决定，例如，“鸟”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本身的性质——会飞的动物、有羽毛，等等，而是取决于它的指称——客观环境和社会历史中与对象产生的“因果链条”，比如在远古时代，鸟曾被视为供人崇拜的神圣图腾，但到了现代，鸟只是被看成某种自然进化而来的脊椎动物。不过，不管鸟的意义在历史中如何发展变化，“鸟”所指称的那个外在的鸟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改变。正因为“因果的指称理论”，所以普特南认为，真理无非是语词或思想符号对外部事物的符合。普特南早期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语词都具有指称，只有符合科学本质的词语才是有指称的，因此，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符合世界的，并由此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

但是，普特南后来逐渐认识到，科学实在论根本上是从一种“上帝视角”得出的，从全知者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实在，由此得知事物的本质属性，并倒推出指称的来源，最后得出了指称的因果链条理论。在写作《理性、真理与历史》时，普特南已经发现了科学实在论的很多问题，比如它把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或者人的意识截然二分，并且预设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上帝视角，等等。鉴于科学实在论的上述缺陷，在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的基础上，普特南提出了内在实在论，并且设计出了著名的“缸中之脑”这一思想实验，来深入批驳科学实在论。

普特南提出“缸中之脑”这一思想实验，就是想通过摈弃这个假设来否定科学实在论或者外在实在论。这是因为，科学实在论者会自然地认为，人们有可能存在于缸中之脑产生的诸种幻觉中。但是，当他们在观察缸中之脑时，实际上已经站在上帝视角。在他们看来，一种理论是否是真的，并不在于它是否契合观察者所看到的，而在于是否符合事物本身。所以，对于科学实在论者来说，他会自然地接受“缸中之脑”这个设想，并无法找到逃脱这一困境的方法。

但是，对于内在实在论者来说，首先，这个思想实验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从人的经验来看，并不存在一个“上帝视角”，“缸中之脑”只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构造，并没有任何实在性；其次，退一步讲，即使一个人成为了缸中之脑，也不可能说出或者想到自己就是那个缸中之脑。因此，一个理论的真理评判标准并非在于对外部事物本身的符合与否，而恰恰建基于它是否契合了观察者的内在经验。

20世纪80年代开始，罗蒂成为普特南反相对主义的主要目标。两位哲学家在文化、伦理、元哲学等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的交锋。普特南与罗蒂之间的争论倍受关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他们无论在对古典实用主义的思想解读方面，还是在基本的实在论立场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两者都被当作当今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普特南与罗蒂的争辩常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内部的争论；另一方面，罗蒂一向对普特南的观点推崇有加，并且一直试图把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思想看作自己的同盟军。不过，普特南后期虽然坚持内在实在论，但也同时对罗蒂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立场予以坚决抵制。

在普特南看来，罗蒂把真理等同于文化共同体所确定的正确的可接受性，如果脱离了一个既定社会文化的共同实践经验，就无法谈论真理。普特南认为，罗蒂的观点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但是，这样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实际上仍蕴含着一个改装后的“上帝视角”，即唯“我们”论。换而言之，如果一个人说“真理——我理解的真理——是由我所处的文化规范所决定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不再是相对主义的，而已经成了文化帝国主义了。

鉴于此，罗蒂的“无镜哲学”虽然消除了心灵之镜或者语言之镜，但仍隐秘地蕴含着“我们”之镜或者文化之镜。

基于对罗蒂相对主义真理观的批判，普特南在《带有人的面孔的实在论》一书中曾经详细阐述了内在实在论的真理观，共包括五条主张：

⑴ 在日常环境中，关于人们所做的陈述是否有根据，通常是有事实可依的。

⑵ 一个陈述是否有根据，独立于一个人的大多数文化共同体成员是否认为它是有根据的。

⑶ 我们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的规范和标准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是在时间中不断演变的。

⑷ 我们的规范和标准总是反映了我们的兴趣和价值。关于我们知识繁荣的描述是关于我们一般人类繁荣的描述的一部分，只有这样，它才是有意义的。

⑸ 我们关于任何事物——包括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的规范和标准是能变革的，存在着事实上更好或更坏的规范和标准。

普特南认为，他与罗蒂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二、五条主张上。

参考文献

1.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tis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2.［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3. 陈亚军：《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5期。

注释

1.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译者序”第6页。

2.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tis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76.

3.希拉里·怀特哈尔·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美国当代著名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1926年7月31日，普特南出生于芝加哥一个犹太知识分子中产家庭。2016年3月13日，他在芝加哥的家中因间皮瘤去世，享年89岁。在20世纪的英美哲学界，普特南堪称是一位杰出大师，他在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道德哲学，甚至计算机领域都有所建树，其代表著作包括《逻辑哲学》《数学、物质与方法》《心灵、语言与实在》《意义和道德科学》《理性、真理与历史》《实在论与真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