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各种意义上都与海德格尔关系密切，与此同时她自己亦有着鲜明可辨识的哲学立场。她最具独创性和启示性的观点来自《极权主义的起源》对现代人的提醒：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而恰恰是个人的孤立和社会的原子化使得统治制度对每个个体的支配成为可能。她提出的脱困之道则是复兴古典行动传统与公民传统：其中，行动传统对海德格尔的“纯粹之思”构成挑战，公民传统对此在的孤独状态构成挑战。

在1946年《什么是存在论哲学？》一文中[1]，阿伦特比较式呈现了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核心观点，并且明显在二者之间进行了褒贬取舍：海德格尔认定此在状态中的“最高阶的存在者”（a being of this highest order）——无论人还是上帝——仅可被理解为单个（single）、独一（unique）且对其同等存在者（equals）无所知晓的孤立自我（p.180）；雅斯贝尔斯强调“存在自身（existence itself）就其性质而言……仅可在沟通中、在对他者之存在的觉知中存在”，且仅可在“既定共同世界”及“人类存在者的共享生活（shared life）”中发展（p.186）。

继而在1954年另一篇文章中，阿伦特更为直接地针锋相对指出：海德格尔把中人日常生活（average everyday life）以“常人”语汇描述，将之对立于自我（the “self”），这明显继承了哲学家对城邦（polis）的古老敌意，认定公共领域不仅隐匿真实，而且甚至妨碍真之显现（appearance of truth），这样的哲学立场最终错失了公共生活（政治）的核心内容——人应当是行动的存在者（an acting being）（pp.432-3）。

如果将批评止步于对共在重要性的强调，仍是低估了阿伦特：她真正直指要害的概括是，海德格尔将传统形而上学付诸于上帝的属性加诸于人，而这样的人性为了不致沦落、保持本真，就既无法真正生活于“世界”之中，更无法在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意义上自主或自发。这种人被加诸的神性是指“存在与本质的同一”（identity of existence and essence），同时也附带着思想与行动（thinking and action）的同一（pp.177-8）；正是借助此在概念，本质-存在同一性开始成为人的特定存在状态的属性。

变人为神有很多可能的后果，海德格尔落入的主要是其中两种陷阱：决定论式现实主义-功能主义，以及个体的孤立化和原子化。在前一种意义上，个人失去了自发性（spontaneity）与自主，在后一种意义上，个人失去了现世世界。在前一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进入了霍布斯的现实主义图景：人将会在一个失去选择与自我决定的前定世界（preordained world）中活得更好，因为在这样一种世界中他将获得免于一切自发性的“自由”（freed）。正因如此，阿伦特称此在概念体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功能主义”（realistic functionalism），它将人“视作仅只是种种实质上专断的（arbitrary）存有模式（modes of being）组合而成的综合实体（conglomerate），因为并无任何关于人的观念导向了对存有模式的选择”（p.178）。

此在的本质-存在同一性所导致的现实主义式功能主义后果可以在与实用主义的对照中更加清晰：实用主义强调人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启蒙和解放始于对符合论的放弃，这种放弃根本在于对前定本质的否定。在可堪对照的意义上，“此在”的哲学同样放弃了符合论，但却是通过存在与本质的永恒一致而使得符合论不再必要。从而，实用主义对此在的哲学遂有一种有效提醒：存在之自主/自发性的敌人不仅可能是他者，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被加诸己身的“本质”——即使不受其他存在者的意志的推压影响，我也仍然完全可能（对此在而言是一定）受制于“前定”世界与前定属性的摆布。所以，我只不过是我的神性的囚徒。

在这一意义上，并无自发性可言的我，还是自主的吗？与“本质”的镣铐共舞，这甚至叛离了现象学最初“面向事实本身”的承诺（胡塞尔）。

在前述两种陷阱的后一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必援引共在、共同善、共同体、公共生活这些重要价值而加以反对，单单在与自主性的对照中以之廓清本真性的实质就足够了。在认清此在的本质-存在同一性的雄心之后，用本真性解释自主，将是对本真性最大的误解。本真状态所还原的，是一种孤绝性，而非自主性。是一种无视常人的遗世独立，而非排除万难的自作主张。因此前文专门提及，个人的此在状态及其对常人的抗拒，失去的还不是具体的同胞，而是整个现世（being-in-the-world）。此在只能借助虚无（nothingness）、无家（homelessness）和畏（anxiety/Angst）进行刻画，恰恰是因为此在在现实中的存有只是异化（alienation）。阿伦特对此概括到：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只不过是在世界中存活（survival）”（p.179）。

借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哲学中两个最花哨也最受曲意追捧的概念：被抛入性（thrown-into-ness）与向死而生。参照此在的孤绝理想，人被抛入世界所带来的困扰，并不是被抛入了不确定性，并不是被抛入了既定的某种自然偶然性与社会偶然性组合，而是被抛入了常人性，亦即，非本真性。海德格尔哲学的信徒在被抛入的现世中的生活操持，并不是在不确定性中施展拳脚、自我完善、形成并实现意义，而是无化。为了“定义”大写的自我（the Self）的“本质特性”（essential character），即其绝对的自我性（absolute Self-ness），亦即其与同类存在者的绝对分离（radical separation from all its fellows），海德格尔“引入了向死而生”概念，这并不是为了言说畏的机制，而是为了凸显“正是在死亡中人才实现了其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使之不受常人对其“做自我”（his being-a-Self）的污染和阻碍。（pp.180-1）

这样一来，向死而生既像基督徒的末世论喜悦，又像柏拉图《斐多篇》中的“练习死亡”。正如被抛入性不是要说人得应对不确定性，向死而生也不是要说人得面对有限性。正如柏拉图式哲学家的练习死亡是要练习以纯粹的灵魂接近纯粹的理念，使自身灵魂在操演哲学时不受肉体拖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则是要使此在在操持生活时不受常人拖累——既不受他人拖累，也不受自身常人属性的拖累。试回答仅余的问题：此在与此在之间也不会彼此拖累，因为参照已提及的定义，此在是无视其他同等存在者的，只有常人才有建立关联的倾向和兴趣。

此在被抛于世，向死而生，却只因死而得救，复归本真。海德格尔哲学的洞见和困境皆在于此。故海德格尔信徒在面对本真性威胁时的吁求并不是：不要以你的意志和偏好强加于我，我要自己决定过何种生活。而是：不！我的本质和存在都不属于这里，不要让这些纷繁的生活沾染我！

在一篇1953年自撰的生动寓言中，阿伦特将海德格尔刻画为一只身入陷阱、了解陷阱并热爱陷阱的狐狸。对照海德格尔对此在和世界的刻画及阿伦特对他的批评，读读她的这些句子简直颇有兴味：“尽管他有极其丰富的陷阱经验，然而由于他对于陷阱与非陷阱之间的区别的惊人无知，他还是冒出了一个在狐狸中前所未闻的全新念头：他构筑了一个陷阱作为他的洞穴。”“由于这个陷阱是我们这只狐狸的洞穴，如果你想在他的家里拜访他，那你就必须进到他的陷阱里。当然，除了我们这只狐狸之外，每位访客都可再次走出陷阱。因为这个陷阱完完全全是根据他自己的尺寸挖出来的。但是这只居住在里面狐狸却很自豪地说：‘这么多的狐狸到我的陷阱中来拜访我，我现在已经成了所有的狐狸中最棒的狐狸了。’的确，这其中也存在着某种真理：没有任何狐狸比一只终生居住在陷阱中的狐狸更了解陷阱的性质。”（pp.361-2） [2]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 1906-1995）[待续]

注释：

[1]本篇推送的引文均出自阿伦特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一书，编者为Jerome Kohn。引文对应页码在正文中加括号注明。

[2] 感谢网友“一生归宁”的翻译工作，此处使用了这位网友的译句，略有改动。该译文的生动进一步增添了原文的趣味和可读性。译文最初发布于“爱智论坛”，原始链接已不可考，一个至今可用的转载见https://www.sohu.com/a/391414738_488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