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对传统-现代转变格外敏感，也是当代社群主义者中真正的黑格尔专家。他明确指出这个显著的对比：在传统社会，“我们现在称之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的东西，大都是由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亦即，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与此相连的角色或活动，决定着理解此人认为何者重要的重要背景”；在现代社会，人们尽管“仍然以他们的社会角色来定义自己”，但已日益开始追求“本真性理想”，在此感召下发掘自己“原发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则恰恰“不可能是社会派生的，而必须是内在生成的”[3]。就社会角色如何影响自我决定而论，社群主义同道麦金太尔有相应概括：在确定生活方式时，我们都会倾向于“把自己的处境当作是在承载某种特定的社会身份……因此，对我有益的事物就必然是角色承当者的利益”[4]。

即便以内在生成的本真自我为焦点，人们仍然需要置身于一个共同生活的背景之中，因此，“自我的……现代独立性并不否认自我只能在其他自我中存在这个事实”[5]。“在其他自我中存在”正是现代人社会认同/社会身份的实质基础，而又由于现代人不再毫无疑虑地把某种或某些现成给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加诸自己，于是“社会”对一个现代人而言就日益表现为平等同侪（fellow）个体间的互动与联合，“社会认同”就相应日益表现出主体间性的对话特质。即，“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6]。

进一步说，我们认同何种社会身份，拒斥何种社会身份，与我们认定自己“属于”哪个或哪些共同体、是哪个或哪些共同体的“成员”有关。这进一步引出对共同体（community）与成员身份（membership，一译成员资格）的讨论。对于卢梭这样的经典作者而言，我们之所以有社会性、彼此同情并认同于某个社群，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脆弱和局限，难以孤立求生：“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7]。

以此为出发点，另一位当代社群主义者迈克尔·沃尔泽洞见到共同体要为成员提供他们在原子化的非共同状态下无法获得的“共同供给”，并且排他性地仅只为成员（而不为非成员）提供这种供给；而共同供给的实质是成员间为彼此承担义务：“成员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对彼此而非别人，或者说在同一程度上不对任何别人，承担义务。他们彼此承担的第一种义务便是安全与福利的共同供给。”反过来说：“共同供给是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认识到成员身份的价值。”[8]质言之，从人生早期直至整个人生，共同体为个人提供了必要的庇护，而个体自我相应的对该共同体的社会认同及成员身份是其享有该庇护的依据。

社群主义理论家中，相对而言学术可靠性最低但公共影响力最大的迈克尔·桑德尔则在社会认同宰制本真个体性的方向上走得最远，几乎令现代人也落入了查尔斯·泰勒所着意区分的古代人处境。桑德尔认为，吁求个体性和自由的理论家们只不过陷入了“无拘束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的“幻觉”，使得自身的个体性削减为一个“‘弱的’主体”——仅只成为“无拘束的、无前提限制的、优先于其目的的行为和占有的纯粹主体”。与之相反，“主体间的观念允许在某种道德环境中，对自我的相关描述不仅包括了单一的、个体的人，只要我们将责任或义务归之于家庭、共同体、阶级或民族而不是某种特殊的人类”。[9]

社会学中一个代表性的颇具发展性的自我社会认同剖析来自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将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处境概括为一系列“两难困境”。这本质上是由于“晚期现代性”条件下在世界中的生活与先前历史条件大相径庭：“每个人都依然过着一种本土性生活”，但与此同时“现象性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性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晚期现代人直面着普遍人性的具象化，从而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两难在另一不同层次获得了强化：吉登斯就此描述的自我的两难困境包括“统一与破碎”的两难、“无力与获取”的两难、“权威与不确定性”的两难、“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的两难四方面。[10]

上述所有两难困境都是个体自主性与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的特殊表现。社会身份与社会角色在其中的影响力在于，吉登斯将自我认同中的社会性理解为“不仅仅是人们针对给定的他人与客观世界的调试模式，而且是在情感上对‘外在世界’这一现实的接受”，这样一来，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即是对社会、对外在世界的内化，即，“这种接受是通过对非我的认识所形成的自我认同的根源”。[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