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叙事治疗系列的笔记专栏，就从问题的“外化（externalizing）”——叙事治疗中最经典的概念和方法之一说起。
外化：问题不是人自己
“许多来访者认为他们生活中的问题是他们或是别人的品性（identity）的反映，抑或是他们人际关系本身的反映，这种想法决定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努力方向，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必然会加重问题”。（迈克尔·怀特，2011:1）
外化（externalizing）是由叙事治疗的两位创始人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和戴维·埃普斯顿（David Epston）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人们通常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因于自身或者别人的内在属性，换句话说——人本身就是问题。按这个角度来寻求解决的方向，我们就只有改变自己或者改变有问题的那个人，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但是，改变一个人的品性，无疑是困难的，甚至是令人感到无望的。
而怀特和埃普斯顿提出“外化对话（Externalizing Dialogue）”的方法，就是想要改变这一看待问题的角度。在叙事治疗中，他们会首先鼓励来访者将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对象化，“通过象征或者比喻的手段，把问题当成一个具有独立认知边界的对象”（李明, 2021: 79），让人与问题相分离。
问题并不是人，它是独立于人的一个实体。基于这一信念，我们便可以从“我是问题”的无力之中跳脱出来，开始观察“问题”是什么，“我”与“问题”的关系如何，有哪些我可以应对和改变问题的着手点。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可能变得可见而且可行：
“如果一个人就是问题本身，他能做的就非常少，因为每一个行为都意味着自我破坏。但是，如果一个人和问题的关系划分得很清楚，改变这种关系的一系列可能就出现了”。（迈克尔·怀特， 2011:13）
换句话说：问题形成过程就是来访者将问题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产生消极自我认同的过程。而外化就是要逆转问题形成的过程，将问题和自我认同的剥离开来，让来访者感受到自己和问题是分开的（赵君、李焰，2009: 1527）。
外化对话的理念和技术，最早主要由怀特等在因儿童的问题行为而寻求治疗的家庭中进行尝试并得到发展（怀特，2022:33）。他发现，虽然“问题常被界定为儿童本身内在的问题”（似乎矫正儿童的行为就够了），但“每个家庭成员都深受影响”；矫正儿童行为的方法收效甚微，使得所有家庭成员都“常常感觉到难以承受、气馁和挫败”，而问题及其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又一直在持续（问题并不止在儿童自己）。
怀特第一篇关于外化的文章，阐述的是一个6岁的男孩尼克因为大便失禁问题而被父母带来寻求治疗的案例：
尼克和他的父母苏、隆尝试过各种方法但都无法改善状况——他每天都发生“意外”，需要整套更换内裤；不仅如此，他还和自己的“便便”成了朋友，他会把便便擦在墙壁上、抹在抽屉里、堵在浴室或洗手台的排水管里……
怀特询问了苏、隆以及尼克本人，这个问题对他们各自的生活、彼此的关系造成了哪些影响，以及他们各自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在充分描述了这些影响的过程中，他们共同将问题命名为“狡猾的便便”。
接着，怀特请每个家庭成员思考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否有摆脱这个“狡猾的便便”特殊时刻：
“狡猾的便便”常常拐骗尼克和他一起玩，但尼克记起来有几次并没让它骗过自己，他没有去涂、去擦。
狡猾的便便时常令苏感到沮丧，甚至质疑自己作为母亲的能力，但有一次当她差点儿又要因此陷入沮丧时，她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便便”在作祟，便开始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拒绝被狡猾的便便所控制。
“狡猾的便便”曾让作为父亲的隆感觉难为情而与朋友疏远，但当他认识到这是“狡猾的便便”对自己的要求，他便开始想要反抗，他决定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泄露给同事。（后来他真的告诉了同事这件事，这些同事慎重地听着他的故事，其中一位还告诉隆自己和孩子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
既然每个人都曾经摆脱过“狡猾的便便”对自己和对家庭的负面影响，怀特便继续提问：接下来，该如何有效对抗“狡猾的便便”？（缩编自怀特、埃普斯顿，2022:38）
通过将尼克大便失禁的问题外化为一个独立于尼克的“对象”，这一家三口得以重新审视他们的生活以及并各自形成应对它的策略，从而帮助尼克逐渐减轻并最终克服了问题。
怀特正是从上述家庭治疗的实践中发现了问题外化的优势：它可以“协助家庭成员把个人、关系和问题分开，从新的观点描述自己、彼此和关系”，它“有潜力提供一种环境，让已经失去连接的家庭成员能够重新走到一起，采取共同的行为来处理他们遇到的问题”（怀特，2011:11），“因此发展出不同的家庭生活，发展出对家庭成员比较有吸引力的故事”（怀特、埃普斯顿，2022:33）。
由此，他开始进一步将问题的外化扩展到更广泛的治疗实践之中，逐渐归纳出外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功用（怀特，埃普斯顿，2022: 33-34）：
外化的方法步骤
如何与来访者进行问题的外化？怀特在早期提供了一个方法，即“相关影响的问话（relative influence questioning）”（White，1986a），包括两组：第一组问话，鼓励人们找出问题对生活和对关系的影响。第二组问话，则鼓励人们找出自己对问题存续和发展的影响。通过请来访者检视问题对自己的生活和关系产生的影响，来帮助来访者觉察和描述自己与问题的关系。
后来怀特将外化的方法进一步细化和归纳为四个阶段（怀特，2011:23-34）：
第一阶段，商讨一个独特的、符合来访者经验的问题的定义（命名问题）。
在这一阶段，治疗师会请来访者充分地描述其来咨询的问题或困境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来访者生活中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基于共同的探讨，双方要为这个问题起一个贴近来访者自身经验的名字。
怀特强调，鼓励人们对问题建构属于自己个人的定义（贴近自己的经验）非常重要。怀特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一个叫吉姆的男生在七年前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无心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越来越依赖父母。当父母问他为何不想办法做点事儿时，他总是回答“因为我有精神分裂症”。这让他的父母感到很烦恼，忧心忡忡地带着他来找到怀特。
怀特问吉姆是否关心任何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并不关心；又问他对于自己生活的理解，他说：“我有精神分裂症，我就这样。”
怀特又请吉姆的父母描述其精神分裂症对家人生活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精神分裂症养成了吉姆的坏习惯。后来怀特得出结论说：“精神分裂症对吉姆的生活所造成的这些坏习惯已经使他无法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了”，然后转身面对吉姆问到：“你同意我的这个说法吗？”
吉姆回答：“不知道”。
怀特接着问：“如果真的如此，如果这些习惯使你变成生活的过客，使你无法做生命的主人，你会不会担心？”
吉姆回答说：“会，我会担心。”
怀特又问：“为什么会担心？”
自此，吉姆开始发现并说出自己担心的事情和对问题的体验。他也开始“发展”一种“反抗”，挑战问题对生活造成的贬损效应。（缩编自怀特、埃普斯顿，2022: 43-44）
对问题建构属于自己独特的定义，而非使用“专家知识”（如上述案例中的“精神分裂症”）来界定问题，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只有贴近自身经验的问题命名才最能反映来访者自己所关切的主题，最能激发来访者要掌握自我“生命主权”的能量，也最容易让来访者发掘出自己可以采取行动的空间。
如果是在家庭治疗中，家庭成员之间也需要对问题的命名达成共识。只有确定了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定义，才能为共同的努力奠定基础。怀特又举另一案例来说明：达成问题共识对于处理夫妻冲突或对待家庭中的叛逆少年特别重要：
约翰和温迪预约会谈，因为他们想处理儿子乔“不负责任”的问题。乔16岁，勉强一同前来，但他认为自己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一向认为的问题是：父母太唠叨，太爱为他争吵。
怀特转而询问约翰和温迪：“如果情况没有改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夫妇俩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谈论对儿子前途的焦虑。然后怀特接着询问他们，焦虑如何使他们的生活围绕着乔打转，以及：
“这种焦虑给乔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乔立刻加入讨论，他发现父母对他前途的焦虑使他胆怯，让他没办法过自己的生活。这对他来说是问题吗？是。他喜欢被人看管吗？不喜欢。乔愿不愿意和父母一起努力消除这种焦虑以及这种焦虑给亲子关系造成的影响？愿意。（缩编自怀特、埃普斯顿，2022: 44）
第二阶段，对问题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效果进行调查和描述（询问影响）。
如果命名问题的过程很顺利，来访者就不会总是在说“我如何如何”，而是开始说“这个问题/这件事……”这时候就可以进入第二步，询问问题对人的影响。（李明, 2016, 58）
对问题的影响的询问，可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家里，单位，学校，同辈交往环境；
· 家庭关系。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朋友关系；
· 自我认同，包括问题对人的目的的影响，希望，梦想，愿望，价值；
· 一个人未来的可能性以及人生的限度。（怀特，2011: 26）
当然，怀特也提出，这项询问并不是要穷尽一切。但的确需要探索到问题在各方面的影响，包括问题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不同的人的关系、问题与不同关系之间的影响。这样的调查结果可以为外化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个人将更清楚地看到，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与自己及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明在《叙事心理治疗》中提到，可以询问来访者：如果把问题比做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那么它是要把来访者的生活引导向何处？这正是一个将问题对象化、拟人化的问法。
与此同时，正如怀特早先时候提出的“相关影响的问话”的第二组问话，也要反过来问：来访者生活中的哪些人、事、物，对这个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是有影响的？哪些因素会增强问题的力量？哪些因素会削弱问题的力量？
第三阶段，对问题造成的影响做出评价（评估影响）。
了解了问题对来访者生活的影响之后，可以要求来访者做一个判断：这些影响对你来说怎么样？是积极的？消极的？或者两者都有、两者都不是，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如果这就是你的生活的命运，你对它有什么看法？
怀特指出，这些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新奇的经历，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在生活中，对生活困境的评估通常都是年轻人的父母、老师，甚至是社工、警察等等帮他们做的，年轻人很少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评价。
这一观点放到中国语境下也不违和。当勇敢地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却发现道路布满荆棘的时候，你的脑海里是否也不由自主地响起过那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声音？“回老家考个编比啥都强”“不结婚就安定不下来”“生了孩子就不会想这些了”……有几个人可以把自己置于一个暂时抽离的小环境，把当前的困难对自己的影响，做一个全面的、不受主流价值和他人观点肆意左右的梳理与反思呢？
此处治疗师也需要注意，当与来访者进行问题影响的讨论时，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治疗师通常也会假设来访者对于问题影响的感受都是消极的，但人们在问题中的立场往往是混合并且复杂的。怀特强调，问题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同时让人体会到消极的层面和积极的层面，人们可能会不喜欢问题带来的某些结果，但又喜欢另一些结果。（怀特，2011:27-28）
第四阶段：询问来访者“为什么”做出以上的评价（论证评估）。
如果问题对生活的影响是好的，就要问为什么是好的？好在哪里？如果是坏的，就要了解为什么是坏的？它阻碍了来访者哪些愿望的达成？
怀特也提供了一些可能常见的问法：你为什么对此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对这样的变化你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你在这个过程中选择这样的立场？
“为什么”的提问，在传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并不多见。因为在一般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的问题往往被视为一种道德审讯，仿佛在贬低对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但是，怀特认为，在外化对话中询问“为什么”，对于帮助来访者表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还有助于来访者形成较为积极的自我认同，从而取代原先可能相对消极的自我定论。（怀特，2011: 31）
不过，如果人们原先就默认是自己就是问题，未曾反思生活中哪些事件对他们而言才是重要的，可能一时间也不太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此时怀特建议治疗师为来访者尝试回答问题提供一些支持，例如和来访者回顾和继续丰富前两个阶段有关问题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对影响的评估的回答；或者是列举其他类似处境的人的回答，给来访者一些提示：
“前几周我见过一个人和你面临同样的处境，当我问他为什么对生活不满意的时候，他说…… 这适用于你的情况吗？还是说你的回答会完全不同呢？”（怀特，2011:32）
总之，外化对话四阶段的目的，是让来访者能够厘清自己与问题的关系，将自己与问题相分离，从而为接下来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可以自主行动的空间；它也帮助来访者重新定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找到更多的支持与合作，而不是陷入“我就是问题”的孤独而无力的窠臼。
不过，也有些人会因此产生对外化的一种质疑或担忧，即：把人与问题分开，既然可以让当事人减轻自责，是否也会令人推卸自己原本应当承担的责任？对于这一疑问，我们将在下期专栏中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李明. (2016). 叙事心理治疗. 商务印书馆.
李明. (2021). 成人之美: 明说叙事疗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怀特, 李明, 党静雯, &曹杏娥. (2011).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重庆大学出版社.
怀特, 廖世德, &廖世德. (2022). 叙事治疗的力量. 故事、知识、权力 (全新修订版).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赵君, 李焰. (2009). 叙事治疗述评.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12)， 1526–1529.
作者： Savannah
编辑：果子、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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