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赵冬梅老师的这段分享时，我们正在读《去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这本书。两者正好相互映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野来深入理解此案例，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寻《去学校化社会》一书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

《去学校化社会》的作者是伊利奇（Ivan Illich，1926-2002），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批评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1994年，吴康宁老师所译的繁体中文版名为《非学校化社会》，2017年，吴老师重新翻译并将其更名为《去学校化社会》（因为对于一个已经被学校化了的美国社会，所要进行的是“去学校化”）。书中提到的“去学校化社会”思想虽然备受争议，但在教育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许多有关学校教育的反思再次将“学校教育究竟要走向何方”这一问题带到了大家面前，许多人认为此时应该关注到《去学校化社会》的独特思想价值。本文将主要围绕操控型教育制度的潜在影响以及友好型教育制度的可能方向来展开讨论。

伊利奇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去学校化社会”这一思想，与美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耗费巨资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的补偿教育成效甚微，学生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连为一体，伊利奇看到“制度性目标与制度性结果之间总是出现矛盾。消灭贫困的计划反而导致更多的穷人出现；技术援助反而导致受援国更加落后；……增加学校经费反而导致辍学者增多；……”正是在此背景下，伊利奇对学校教育制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伊利奇认为学校正在变成新的宗教，成为了参与社会所必需的仪式。伊利奇当过神父但后来又与教会产生分歧，有些研究者认为他对宗教的反思驱动了他的社会批评，这个角度对我们理解伊利奇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伊利奇看到现代学校教育是“与教师有关的、要求特定年龄段的人全日制地学习必修课程的过程”，而这种制度得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是“儿童隶属于学校”、学是教的结果”、“儿童只能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等。在伊利奇看来，这些信条都是不成立的，他认为人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学校之外学到的，学生经常是自己进行学习的。

伊利奇提醒人们，学校这一新的宗教是一种知识产业，“教育让你对产品产生需要，而教育的费用已被包含在产品的价格之中。学校是一个广告商，它让你相信你需要这个现存社会”。学校教育通过训练而使学生产生被教育的需要，知识成为了学校这一市场中所出售的一种商品，学生则成为了这一市场的消费者。在这里，学历证书和个人能力被混同，学生在职业市场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在校时间的长短而非其实际能力。作为消费者的学生们被告诫，若未能获得就业所需要的成绩与文凭，他们将成为失败者。

伊利奇强调，学校对教育的垄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学校垄断了教育的权利和资源，否定了其他教育途径、资源的价值，辍学者没有可选的其他教育途径，使得学生过度依赖于学校的制度安排，误以为“安排越多，结果越佳；或拾级而上，则必至成功”。这种对学校教育制度的过度依赖妨碍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对学生的伤害非常严重。在伊利奇看来，“即便是战争制造者，所杀害的也只是人的躯体；而学校则通过使人放弃对于自己成长的责任，而导致许多人走向一种精神自杀”。伊利奇进一步提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学校的延伸，他警示道：“青少年一旦听任课程教学形塑自己的想象，那么也就会习惯于接受任何一种制度性计划。”而对任何制度性规划的盲目接受，会限制他们探索多元可能的视野。

伊利奇认为要打破学校教育的垄断地位，废除这种“操控型”的“将偏见与歧视结为一体并将之合法化的制度”，就需要创立新的教育制度。

伊利奇将“友好型”制度视为理想的未来模式，并指出友好型制度的特征是人们可以自主使用，而非被强行安排并违己所愿地进行消费。他主张自我激励的学习(self-motived learning)，提倡为学习者创造更多与世界建立新联系的机会。

自由的教育理念是友好型教育制度的核心思想。伊利奇认为我们要选择“行动的生活”(life of action)，不能选择“消费的生活”(life of consumption)，选择“制造与毁灭、生产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走向“耗竭资源与污染环境的末路”，而“未来更多地有赖于我们选择支持行动的生活的各种制度”，他认为能够使人们具有自发性、自主性而又相互联系的生活才是值得憧憬的未来。基于此，伊利奇强调一定要改变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供给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与责任感还给学习者或者他的最直接的指导教师”。这意味着，学习计划要以学习者为了学习想要接触什么人和事为出发点，而非立足于校长有哪些管理目标、专业教育者有哪些教学目标等。

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友好型教育制度的核心目的。新的教育制度要提供平等地获取学习资源的机会、平等地分享知识的机会、平等地与公众交流意见的机会，即所有希望学习的人（无论其处于一生中的哪个阶段）都可以获得学习资源；所有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知识的人，都可以找到想从他们那里学到这些知识的人；所有希望公开提出争议的人都可以获得表达的机会。

伊利奇提出，开放的教育网络是体现上述核心思想、实现上述核心目的基本途径。他强调这一教育网络是一种“机会网络”（opportunity web），由四种不同的途径构成，即其包括四个子网络：一是“教育物品查询服务”网，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网络来查询学习所需要的物品或过程，应该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机构与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工厂、农场等）中的教育资源。二是“技能交换”网，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网络来获得与技能教师联系的渠道。三是“伙伴选配”网，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网络来寻找同伴以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是“广义教育者查询服务”网，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网络来找到广义的教育者（既可以是专业人员，也可以是准专业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定期向这些广义的教育者寻求帮助。

伊利奇被称为人道的激进主义者，他对学校的批判有激进、极端之处，如有学者指出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思想忽视了学校在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但伊利奇的批判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他意识到了人类创造的操控型制度对自身的限制，提醒我们要反思学校存在的问题、认识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其矛头虽然指向学校教育，但他所呼吁打破的其实是学校的垄断地位，他所批判的其实是极度垄断和反生产力。让伊利奇深感悲愤的是，现代社会的一切均被制度所严密安排，失去了其人道关怀，人被自己所制造的种种工具包围，甚至将自己降格为工具的工具。他希望能够通过友好型制度看到新的可能性，希望寻找到学与教的更多途径。伊利奇提出“去学校化社会”思想所针对的、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虽然不同，但他的探索对我们不断丰富和完善学校的功能、改造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拓展教育的空间和时间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正如开篇提及的案例所揭示的，随着视野的拓宽，我们对教育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但需要警惕的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有可能存在危险，正如刘云杉老师所说：“一代代年轻人既要走入世界，又要推动世界开启新的可能，而非割裂了关系的空洞的实验。”

参考文献：

[1]（美）伊万.伊利奇著; 吴康宁译. 去学校化社会[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7.

[2]杨文杰,范国睿.学校教育制度的革故与鼎新——伊万·伊利奇“去学校化社会”思想及其影响论析[J].教育研究,2023,44(01):89-102.

[3]刘云杉.开放中的封闭：无界学习的教育危机[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0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