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流导语：实用主义是种哲学，故而实用性有门槛。一种哲学名为实用，故而理论家对之轻视。它注定遭受全面冷遇。]

在眼下的汉语哲学学术氛围中，实用主义不怎么实用，正如同存在主义没什么存在感。重视实用主义是既少见又易受攻击的：就理论自身而言，实用主义——包括吸纳了当代分析哲学精密成果的“新实用主义”在内——并不诉诸精湛的、高门槛的哲学技艺，甚至没有多少行话和黑话，也就无助于彰显哲学从业人员的高贵学养；就理论的现实生命力而言，实用主义格外强调自主行动和多元包容，而我们恰恰在各种意义上都真正缺乏这种土壤。

参考新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借助经典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而形成的见解：“在实用主义者批评‘真理是一件与实在的固有本质相符合的事情’和启蒙运动者批评‘道德是一件与神圣存在意志相符合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效的类比。……依照杜威的见解，对民主理想全心全意的追求要求我们抛弃除了我们人类同胞形成的共识以外的任何权威。屈服于如此权威的典型是相信自己处于某个原罪状态，杜威认为，随着原罪感的消失，寻求与事物存在方式相符合的义务也应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民主的文化将承担起某种责任，该责任是指与其他人类一起寻求就什么信念将保留并促进社会合作计划而达成的非强制性的协议。”[1]符合论预设了权威，要求屈从，而反对这种符合论的实用主义则坚持“人生的意义在于与人类同胞自由合作”[2]，自主地基于共同责任和共同经验一起探索寻求有效的真理和世俗的道德。

对于符合论迷信的这种破除，威廉·詹姆士恰好也有一句近似的评论：“‘真’不过是我们思维方式中的一种方便，正如‘对’不过是我们行动方式中的一种方便一样”，然而“经验具有突破控制的脾性，它迫使我们纠正眼下的公式”。[3]

一、实用主义：争议中的新传统

实用主义文献主要涵盖两组理论家，一组是以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为代表的经典实用主义者[4]，另一组是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布兰顿（Robert Brandom, 1950–）等体现了1970年代以来该哲学传统当代复兴的新实用主义者。

实用主义的鲜明实践取向的一个有趣旁证是，其哲学阵营未曾诞生柏格森、罗素、加缪、萨特这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述家，却曾出现简·亚当斯（Jane Addams, 1860–1935）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社会活动家，她创立了社会工作（social work）这一职业并将之视作实用主义思想的现实表达[5]。亚当斯是杜威的同时代人，二人同为这一代实用主义者的主导人物；该时期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亦属实用主义范畴。

实用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美式哲学，却也共享着当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局内人有此概括：“‘美国哲学’与‘哲学在美国’不同。‘美国哲学’主要指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主要指分析哲学。但是，如果从数量上看，很有可能，在美国，现象学哲学家的人数要多于实用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与海德格尔也有很多相似之处”。[6]

这种美式哲学令一些美国人引以为傲，也因而受到哲学家中英伦绅士的鄙夷，罗蒂对此回顾道：“人们通常称实用主义是一种鲜明的美国哲学。有时，这种说法带有轻蔑的口气,如伯特兰·罗素就是如此。罗素的言下之意是,实用主义是一种肤浅的哲学,适合于一个尚未成熟的国家。然而有时,这种说法带有赞赏的口气,持此说的人以为,假如一个人不是实用主义者,那么他将不是道地的美国人,因此不是善良之辈——因为反对实用主义就是反对民主的生活方式。”[7]

二、何为实用主义的“实用”？

据记载，“实用主义”这一术语是詹姆士在其189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中首次确立[8]。皮尔士1905年4月提及他对该术语的甄选时则颇做了一番比较澄清：“我在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坚持这样一种理论:一个概念，即一个词或其他表达式的理性意义，完全在于它对生活行为产生一种可以想像的影响；这样，由于任何来自实验的东西都明显地与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定义对一个概念的肯定和否定可能包含的一切可设想的实验现象，那么我们也就得到这个概念的完整定义，这个概念中也就绝没有其他意义。对于这种学说，我想出‘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个名称。[9]”如此，皮尔士不仅回答了他选择的术语是pragmatism，还直接简要回答了实用主义这种学说的基本主张。

紧接着，皮尔士分别比较了实用主义与实践主义、以及实用主义与实效主义两组术语：对于“实践主义”，他解释了为何舍弃，对于“实效主义”，他解释了为何不妨采纳它而替换已遭污名的实用主义一词。原本，实用主义这种学说注重的乃是实践行动自身，而非仅只是讲求结果的实用或实效，但皮尔士对康德的熟稔使之不得不负责任地舍弃“实践主义”这一名称：“一些朋友希望我称之为‘实践主义’(practicism或practicalism)。（也许根据希腊文中的praktikos比pragmatikos好一些）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从康德那里学习哲学并习惯于以康德学说的术语来思考的人来说，‘实践的’（praktisch）和‘实用的’（pragmatisch）之间相距十分悬殊。绝大多数对哲学感兴趣的实验科学家也持同样的看法。‘实践’适用于这样的思想倾向，在那里实验科学家根本无法为自己建立坚实的基础，而‘实用’则表达了与人的特定目标的联系。这种崭新的理论的最为令人瞩目的特征，正在于它确认在理性认识和理性目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这种考虑决定了我对‘实用主义’这个名称的偏爱。”[10]确实，康德哲学中的“实践”对应着道德信仰的地盘，并不向证伪开放，与实用主义方法对实验和可验证性的倚重相龃龉。

至于“实效主义”（pragmaticism），则可替代“实用主义”而成为团结盟友的新旗帜，因为它不仅据信在构词法上更为高级，“一种学说的名称将像通常那样以-ism结尾，而-icism则表示对某一学说的认可做出一种更加严格的限定”[11]，而且有助于一扫pragmatism已被“恣意歪曲”“竭尽挖苦”的阴霾。在此，皮尔士不无苦涩地说：“拿这个词来开美国哲学的玩笑，这已成为英国人的一种时尚。……为了扼要表述我的学说的原本定义，请允许我宣布‘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这个新的名称的诞生，它丑陋异常足以免遭绑架。”[12]

半年后的1905年10月，皮尔士刊出了《实效主义的一些论点》一文，通过重新对实效主义下定义而重申实用主义是什么：“最初我以格言的形式把实效主义宣告如下:考虑一下你的概念的对象具有什么样的、可以想像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效果，那时，你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你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

“我想用另一些词重新表述这个定义，因为这样常常可以消除读者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惑之源。这次将以直陈式语气把它表述如下:任何一个符号（symbol）的全部理智内涵（intellectual purport）就在于理性行为（rational conduct）的所有一般模式（modes）的总和，这些行为模式依据于各种可能的、不同的环境（circumstances）和欲求（desires），在行为者接受该符号后随之而来。”

[13]

从而，实用主义不仅是一种实践模式，而且是一种认识模式，是一种在作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存在（be-all）和全部目的（end-all）”的做事（doing）[14]的基础上做哲学的模式。实用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体现出据信不同于既往一切哲学流派的革命性：“隶属于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一致主张，哲学应当从任何人、特别是初涉哲学者不会实际地处于其中的那种思想状态开始。有的哲学家提议哲学应当从怀疑一切开始，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你不可能怀疑[15]……。另一些人则主张我们应从‘观察’最初的感觉印象着手[16]，这种人忘记了我们的知觉本身正是复杂的认知过程的结果。其实，你只可能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出发’，这就是当你‘出发’时你的确发现你自己处于其中的那种思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你已拥有一大堆现成的知识，即使你愿意，你也不能摆脱这些知识。当你摆脱一切既定的知识时，你也就丧失获得任何知识的可能性。谁能否认这一点？”[17]

三、经验及其累积：实用主义如何实用

如果不打算采纳思想史梳理的方法逐一关注每位实用主义哲学家，对实用主义做一概貌介绍并不容易。一个可能的捷径是尝试把握实用主义如何处理“经验”：一方面，对经验的理解典型地回答了实用主义如何“实用”，另一方面，至少自近代哲学以来，理解经验的不同方式一直是区分不同主义的有效指标。

值得预先提醒的是，实用主义体现着与一切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共通的反本质立场（尽管它们所针对的对立面或许有别，实用主义的反本质体现为反对符合论）。应当关注皮尔士对现象学的洞见，詹姆士与柏格森的互动，以及纵向尺度上杜威在相对主义方面对罗蒂的决定性影响[18]——但在此之前，宜先澄清“经验”（experience）在实用主义中的所指。

如前提及，皮尔士为实用主义贡献了“实用主义”这一术语，詹姆士原本选取的同义术语则是“彻底的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总的来说，实用主义所讨论的经验，首先是典型认识论意义上的作为感性认识材料来源的经验。詹姆士有一句格言式的概括：“一切经验都只是一个过程”。但这实际上仍指提供认识之材料的经验，而不是指作为实践模式之依据的经验：“我们的经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任何时刻对一个信仰者说来的眞理，总好象一个人在雾中行进时的视野,或好象英小说家埃利奥特所说的‘小鱼在大海中透视的极限’一样,是受到后一个时刻的扩大和鉴定的;经过扩大和鉴定,这客观视野或者是改变了，或者保持不变。”[19]不过这倒也同样契合于实践经验探索积累的一般特质。

在更根本（即更“彻底”、更激进）的意义上，詹姆士意欲以“经验”替代此前哲学家们所重视的“实体”及其“存在”的地位，以期超越“知者和所知之间”的种种割裂：“在有限经验内部，为了使关系可以被理解起见所需要的每一种结合方式都已充分被给与了：(1)知者和所知是同一件经验，它在两个不同的结构里被计算两次；或者：(2)它们是属于同一主体的两件现实经验，在它们之间有着连接性的过渡经验的确定地带；或者：(3)所知是那个主体或另外一个主体的一个可能的经验，上述的那些连接性的过渡，如果经过充分延长是会引到那个经验上去的。”[20]

彻底经验主义的基本要求包括：所经验的事物包括关系项和关系，它们都必须在最终的“哲学安排”中得到“一个实在的位置”。对“关系项”而言，“必须既不要把任何不是直接所经验的元素接受到它的各结构里去，也不要把任何所直接经验的元素从它的各结构里排除出去”；对“关系”本身而言，它们“必须是所经验的关系”,且所经验的任何关系都“必须被算做是‘实在的’”；而且还要对“连接性的关系”和“分离性的关系”一视同仁。[21]

杜威在教育理论中真正处理了实践经验问题：在晚年《经验与教育》一文中，他强调经验乃是教育的“基础”、“方法”与“目标”[22]，主张通过一种“经验理论”促成新教育取代旧教育、进步教育取代传统教育。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重视经验的第二个方面的性质，即重视“一种经验对后来经验的影响”：“经验不依赖于欲望或意图,每种经验都在未来的经验中获得生命。因此,以经验为基础的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从现在的各种经验中选择一种能够富有成效和创造力地活在后来经验之中的经验。”此即“经验的连续性原则”。[23]遵循这种连续性原则，“每个经验不仅吸收了过去经验的品质,而且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后来经验的品质”，这是由于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建立在习惯这一事实基础之上”，而习惯的基本特点是“每项做过和经历过的经验都可以改变做着和经历着这种经验的人,无论愿意与否,这种改变都会影响后续经验的性质”[24]。

除连续性原则外，教育中经验的第二个主要原则是“交互作用”原则，它“赋予经验的客观条件和内部条件两种因素以同样的权利”，强调“任何正常的经验都是这两种条件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合二为一,或者相互作用,形成我们所说的情境（situation)”[25]。换言之，这里所谓的情境并不是指外在的静态空间事实，而恰就是指个人与事物、人个与他人的交互作用：“所谓个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实际上就意味着个人生活在一系列的情境之中。……所谓个人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涵义,是指个人和各种事物交互作用,以及个人与其他人的交互作用。‘情境’和‘交互作用’这两个概念是不能分开的。一种经验始终是个人与当时构成他的周围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换言之,环境就是个人需求、欲望、目的和能力发生交互作用,以创造经验的种种情境。甚至当一个人做白日梦时,他也是在与其幻想中所构造的对象发生交互作用。”[26]

杜威还强调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和交互作用原则两种原则的“相互交叉”和“相互联合”：“它们是经验的经纬两个方面。各种不同的情境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生。但是,由于连续性原则,有些东西可以从过去传递到后来的情境中。当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时,他的世界,他的环境就会扩大或者缩小。他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而是认为这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部分或不同方面。他在一个情境中已经学会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变成有效地理解和处理后来情境的工具。只要生活和学习继续下去,这个过程就会继续下去。”而结合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的经纬两维度，“只有当连续的经验彼此整合为一体时,一个完整的人格才能存在。只有在相关对象彼此整合为一体的世界中,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格”。[27]而为了达成塑造完整人格的目的，教育者应当重视可被其调节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教育者做了什么和怎么做的”，包括“设备、图书、仪器、玩具和游戏”，且“最为重要的是”,包括“个人所参与的各种情境下的整个社会的结构”[28]！

经验的连续性尤其意味着一种未来指向，要求健康的教育要“给于未来以真正的准备”，这种准备首先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年轻或年老)能从他现在的经验得到对他有用的一切”。与此同时，又切不可“为了遥远的或几乎不可知的未来牺牲现在”：“如果把准备当作控制的目的,那么就会由于假定的未来而牺牲现在的种种潜在的可能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为未来所做的真正的准备就会丧失或被扭曲。把现在视作仅仅是为未来做准备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忽略甚至否定了,一个人通过现在经验的这些条件才能为他的未来做准备。我们始终生活在我们生活的时间里,而不在其他的时间里,所以只要提取每一种现在经验的全部意义,就是在为未来要做的同样的事情进行准备。归根结底,对任何事情来说,这才是唯一的准备。”[29]

这提醒我们，真正的经验积累就是过好当下生活、充实当下经验。真正为未来做好准备的经验积累首先取决于真正丰满的当下经验，要在每个人生时刻充分沉浸于相应情境中的交互体验，否则，功用目的过强的探索积累将是机械且苍白的。杜威甚至走得更远：“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无论如何,现在总是影响着未来。已经成熟的人们应该对这两者的关系有所了解。因此,他们有责任建立种种条件以使现在的经验可以对未来产生良好的影响。教育即成长,即成熟,这应该是永远的现在时（ever-present process）。[30]”这一点能够较强地回击将实用主义误认为唯功用是图而衍生的批评。

注释：

[1][美]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77-78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

[2]同上。

[3]万俊人、陈亚军等编译：《詹姆斯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4]相应学说即classical pragmatism，常被译为“古典实用主义”。

[5]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SEP）的Pragmatism词条：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agmatism/

[6]舒斯特曼（Richard M. Shusterman）、高建平等：《实用与桥梁—中国学者与理查德·舒斯特曼的一次对话》，《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第61页。

[7]《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第1页。

[8]此说法见陈亚军：《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布兰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页。但它或许失实，因为皮尔士明确说“实用主义”一词是自己所“创造”，而詹姆士只是“率先接受”了它，并认定它与其“彻底的经验主义”定义一致（见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页）。该书尽管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仓促或错误，却不失为中文读者实用主义入门的不二之选；陈或许是当下国内哲学界研究实用主义的最重要专家，他近年组织翻译出版了“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译丛”（该丛书简介可见于https://philosophy.fudan.edu.cn/04/c7/c20846a263367/page.htm）。

[9]《皮尔斯文选》，第4页。加粗字体为原文所有，下同。

[10]同上，第4-5页。

[11]同上，第6页。

[12]同上，第7页。

[13]同上，第22页。译文有改动。

[14]同上，第15-16页。

[15]此为笛卡尔式唯理论的主张。

[16]此为经验论的主张。

[17]同上，第8-9页。

[18]罗蒂对此的自白是：“杜威是我最为敬仰的哲学家,也是我最愿意成为其弟子的哲学家。……杜威常常被人称作相对主义者，我也是如此。”见《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第94页。

[19][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7页。

[20][美]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页。

[21]同上，第22-23页。

[22][美]约翰·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13卷：1938-1939，冯平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页。

[23]同上，第10-11页。

[24]同上，第13-14页。

[25]同上，第18页。

[26]同上，第19页。

[27]同上，第19-20页。

[28]同上，第20页。

[29]同上，第22页。字体加粗强调为引用者所标注。

[30]同上，第23页。楷体字为原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