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引用的是朱迪斯·哈里斯书中的一段话。她^[1]曾经是一位活跃在心理学领域的独立研究者，于1995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予的乔治·米勒奖。同时，她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阅读她的书籍，你就能感受到她鲜明的风格：幽默、犀利，头脑清晰，嘴下不留情。很显然，她非常容易在拥有一批粉丝和拥趸的同时，激怒一些耕耘在此领域的心理学家和勤勉育儿的家长们。

哈里斯在我国出名是从她的这本书开始：《教养的迷思：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否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2]。此书挑战了“家长是儿童人格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个论点，在国际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引发了轩然大波，也引发了许多论战。我们公众号在此前曾介绍过这本书(点击此处阅读）。今天，我要介绍哈里斯在《教养的迷思》之后写就的《独一无二：解开人格差异之谜》。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于2006年，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21年出版。

“别惹哈里斯！”如果我是同领域的研究者，并且和她参加了同一个学术会议，我会这么想。在《独一无二》的第三章“猴子的实验”中，我看到了哈里斯的形象：作为一名独立研究者，如何坚定而又不畏主流挑战地走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道路上，并且一旦发现他人研究里的问题，就要锱铢必较刨根问底。

例如，哈里斯和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的比较行为学实验室负责人斯蒂芬·索米——一位有名的研究恒河猴的发展心理学家——进行过激烈的学术交锋。哈里斯的论点是：只要父母提供的照顾方式在人类可接受的正常范围内，孩子的差异就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无关。而索米基于对恒河猴的研究，证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有影响。

哈里斯为了看到索米的详细论证数据，颇费一番功夫查阅文献，直接给索米发邮件索要研究的原始数据，甚至询问索米的同行，总之，猛烈追击的最终结果就是索米并不能拿出有效的研究证据来支持他的结论。类似故事在书中不止一件，在豆瓣评论区，有网友表示，无论你是否同意哈里斯的观点，至少会佩服哈里斯批判的精神。

对于本文开篇抛出的极易引发论战的那段话，哈里斯在本书的第五章“人与情境”中进行了详细解释，包括对文献中的研究证据的查阅分析，以及对从事相关研究的考恩夫妇关于“干预父母育儿方式从而改变孩子在校行为”的研究的查访（或者说是交锋），以及对其他相似研究的检视（见书中pp.151-157，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在此不剧透）。在这章的结尾，哈里斯总结道，心理学家和普通人一样，倾向于把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的行为泛化至其他情境，这是一种归因错误，也是一种固有偏见。

事实上，哈里斯并不否认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孩子和父母相处的经历会影响他和其他人的交互关系，孩子也会把自己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其他场景中，但这种泛化不是自动发生的，“取决于孩子认为这两种情境是否对等”。

演化心理学是一门将人类思想视为达尔文选择理论产物的科学。虽然哈里斯并未将自己视为演化心理学家，但她和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史蒂芬·平克^[3]是研究同道。在《独一无二》中，哈里斯多次提及平克的著作（如《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和《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

哈里斯说，我们生来就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吸引，因为如果我们能知道别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就可以预测他人的未来行为。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很重要。人类有许多心理功能与之相关。

例如，人具有一种被认知科学家称为“心理理论”（theoy of mind）的认知机制，人们依靠这种机制意识及预测他人的想法及情感状态；人类个体从很小时候起就能够识别他人面容，从而判断谁是亲近的能够保护自己的人，谁是陌生的可能有威胁的人；人类个体还会自动化地储存他人信息，收纳在一个被哈里斯称为“人员信息库”的人脑内存页面中。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及其同事研究发现，人们在随意谈话时，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了“社交问题”上，如“谁在和谁做什么”。邓巴认为，分享人员信息的能力对人类祖先的生存和繁衍具有重要作用。面孔识别、心理理论、人员信息库，人的这些功能在哈里斯随后推断的用来解释人格差异的三大心理模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哈里斯的研究中，以演化为其理论立足点，还表现在她对于“儿童期要为成年期准备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思路上。事实上，这一问题是形成哈里斯在本书中所介绍的自己理论建构的关键起点。哈里斯从演化的角度重述这一问题：回到旧石器时代，孩子需要为步入成年学习什么技能呢？延续到现代社会，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大脑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呢？换句话说，从演化角度来看，童年时代的意义何在？

而哈里斯通过全书的研究分析，给出的答案是：为了演化意义上的“成功”，即为后代增加他们或他们近亲的基因贡献，人类个体在儿童时期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有三类，它们是：1.关系处理；2.社会融入；3.在达尔文式竞争中胜出（或至少不败于他人）。而这三点，正是哈里斯回答本书的标题研究问题“人与人之间为何不同？”时的理论核心组成，也是后文介绍的三大心理系统的源头。

哈里斯在书中多次提及行为遗传学。行为遗传学是研究基因对行为的影响，以及遗传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的学科。哈里斯不是行为遗传学家，她感兴趣的是导致人格差异的环境原因，而非对基因感兴趣。但她毫不温和以至针锋相对地指出，行为遗传学被其他领域的学者们所忽视，甚至“不屑一顾”，导致“对人们的一些差异可能存在基因基础的暗示不为社会所接受”^[4]。

根据书中描述，行为遗传学家认为，人格差异中至少有45%可归因于基因的作用，剩下55%是非共享环境的作用，而在这些具体数字上，尚存在许多争论。哈里斯说，自己并不关心同卵双胞胎^[5]为何如此相似；自己关心的是，在基因之外，是什么让人们不同？是教养方式吗？如果同卵双胞胎在同一家庭中成长起来，他们具有共同的基因，同时有父母相似的养育方式，那为何还有如此大比例的未能解释的人格差异？

哈里斯强调，不考虑基因的作用，就不可能弄清环境的作用。哈里斯在书中多次指出，许多心理学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并没有提供任何渠道来证明他们所发现的个体差异确实是家庭环境而不是被试个体间的基因差异造成的。如果要控制基因差异，研究人员应该观察一对在同一屋檐下长大的双胞胎或兄弟姐妹，看看家庭环境是否对兄弟姐妹有类似的影响。而这正是行为遗传学家会考虑的方法。

哈里斯就像一位斗士，旗帜鲜明地反抗心理学的主流研究圈内某些众所周知但没有控制基因差异的研究结论。整本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上展开的。这也正是哈里斯切入的角度：她要基于对现有的大量研究证据——包含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行为遗传学的证据逐一进行分析与综合讨论，从而解释在控制了基因贡献之后，不同个体之间存在人格差异的原因。

研究者兼资深作家哈里斯，将这本学术书籍写成了侦探小说。开篇，她将研究者（也就是她自己）类比福尔摩斯，抛出了悬疑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人格差异？

其后，她从可能的答案开始入手调查——类比于寻找能够为这个问题负责的嫌疑人。哈里斯在前四章先后排除了几个“嫌疑人”：人格的差异不是由环境差异造成的，也不是基因和父母养育环境的共同作用（第二章）；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也无法解释人格差异（第三章）；家庭内部差异和基因与环境的相关性也不能解释人格差异（第四章）。

例如，研究者弗兰克·萨洛韦的著作《天生反骨》提出了出生顺序理论，被许多心理学家所接受。萨洛韦称自己对兄弟姐妹之间人格差异的解释是一种演化理论，并提出出生顺序会塑造人格。为什么共同成长的兄弟姐妹会变得不那么相似？因为他们互相竞争家庭资源，包括父母的爱。长子长女具有竞争优势，所以往往性格比较强势，有攻击性，雄心勃勃。幼子幼女则通过表现得友善来进行对抗。

而哈里斯在第四章中详细（堪称拿着放大镜）检视并论证了，一起成长并相互竞争并不是导致兄弟姐妹的性格产生差异的原因。无论兄弟姐妹是否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环境对人格影响的作用大小是一样的。

另外，出生顺序研究并不支持孩子在家中学到的行为模式会泛化到其他情境中。我们经常看到，老大在家里作威作福，但在学校里却横不起来。而家中最小的孩子，在班里的表现和他在家时不一样，可能因为他在班里是年龄较大的孩子，或是最强壮的那个。

又如，有研究者指出，孩子和父母有一样的优缺点，这是孩子从父母处的习得，也就是父母教养的因素；孩子在学校表现出的优缺点和他在家中的表现一致，这是人格特点在不同环境中的泛化（即从某处如家庭中习得的行为特征，会迁移至其他情境中如学校里或办公室里）。

哈里斯指出，这两种判断都是不正确的（第五章）。哈里斯的结论是，父母和孩子的相似性，第一大原因来自基因的贡献，排在基因后面的原因是孩子与父母共享的文化或亚文化，而非家庭教养的原因。如果你认为早期环境塑造了儿童的性格，并且使之持续到成年，这个因果推论是不正确的。

补充一点，有些研究中，将父母的育儿行为与孩子的行为结果进行因果分析，得出父母育儿方式（环境）会影响儿童的人格发展的结论。这也是许多研究者及家长用亲身体验抨击哈里斯观点的证据之一。而哈里斯及一些行为遗传学家对此的回应是：这样的结论并未考虑到基因除了具有直接效应之外，还具有间接效应。

通俗点讲，父母怎么养育孩子不是随机的行为，养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孩子行为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受到孩子基因的影响。比如，一个敏感爱哭的孩子和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相比，父母会更容易在应对爱哭的孩子时感到焦躁或愤怒，所以对待爱哭的孩子与对待情绪稳定的孩子时，表现出的教养行为也有所不同。而在进行科学研究分析时，这部分反应就属于基因的间接效应，而非独立于基因之外的环境作用。

从这一点来看，媒体在《教养的迷思》畅销时激动宣传的哈里斯的“父母无用论”，与哈里斯在研究中所表达的观点其实并非完全相同。学术语言转换为大众语言时，始终需要谨慎，否则存在断章取义的风险，在哈里斯的两本书的宣传与评论区，尤其能看到这种现象。

在本书的后五个章节，哈里斯“逐渐靠近真相”。她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是三个心理系统，在利用我们得到的环境信息进行工作，以让我们适应环境并得以存活和发展（认识这三个心理系统，是“抓住嫌疑人”的必经过程）。哈里斯用逻辑推理和现有文献的研究证据证明自己建立的理论假设的合理性，并直白地邀请科学家们，无论支持或质疑，欢迎研究。

还记得前文中我们提到的，人类个体在儿童时期需要为成年期做准备而进行的三类学习任务吗？它们是：关系处理，社会融入，以及在达尔文式竞争中胜出。哈里斯提出，针对这三类学习任务（或者说生存任务），人类个体形成了三套心理系统，分别是：关系系统、社会化系统、以及地位系统。关系系统让我们理解他人从而获取重要的社会生存信息，社会化系统让我们变得彼此相同以便顺利融入群体，地位系统非常重要（忍不住剧透：它就是那个最终的“嫌疑人”），它让我们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塑造出独一无二的人格，但它的运转离不开前面两个系统的支持。

关系系统

关系系统是个体出生后最早启动的心理机制，是孩子在童年时期的第一项工作：让妈妈爱我，从而让自己活下去。关系系统中也包含许多心理模块和功能。例如，人类个体为了建立关系，需要有辨识他人面孔的能力，以及理解他人动机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心理理论）。小婴儿一岁时就能够识别他人面孔，三岁时，能够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睛看向的地方猜出别人的一些想法，但是要到四岁左右，他们才能解决更复杂的解读他人心理活动的问题。^[6]

此外，哈里斯基于斯蒂芬·平克关于人类语言系统中的“心理词库”的概念，提出我们正常人（未患脑损伤的人）的大脑具有一个用于人的心理词库，在其中，我们知道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词条。人们喜欢收集他人信息，喜欢聊八卦，着迷于名人的生平报道。一个人对我们越重要，我们就越想获取他全面的信息。他会秉公办事吗？他值得信赖吗？——在旧石器时代，你的生命或你孩子的生命可能就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哈里斯说。

灵长类动物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关系系统正生发于此，就连黑猩猩也具有类似的能力。哈里斯引用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研究成果：“栖息地的每只成年猩猩都必须知道谁是首领，谁在策划叛变，每个竞争者的支持者是谁。黑猩猩的词库页面必须不断更新。”

上述都是关系系统可实现的功能。关系系统是鉴别器，用于精确区分与你相关的每一个个体，即便是同卵双胞胎，只要他们与你有关，关系系统也会帮助你区分开他们。^[7] 这样，你就可以在与不同人的互动中做出恰当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领导交流时，不会与我们面对父母时的言行模式相同。

社会化系统

在旧石器时代，孩子不会一直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所以他们要尽早学会适应群体，以一种可以被所在社群接受的方式行事。在那个年代，被群体排斥就意味着死亡。延续至今，被群体接纳对于人类个体而言仍然至关重要。哈里斯用鱼群共游与鸟群共飞来类比人类的这项社会化任务，即人类个体学习“跟着群体走，做群体做的事。”哈里斯提出，我们内置了重要的心理机制来实现这一点，她将其命名为人的“社会化系统”。

“自我分类”，这是哈里斯在其社会化系统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机制。个体会在每个情境下确定自己所属的社会类别，并利用这个社会类别为自己的行为设定标准，并且按照标准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幼童从很小开始就知道自己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男孩子舞枪弄棒，女孩子穿漂亮裙子。幼儿明白自己是“小孩儿”，爸爸妈妈是“大人”。这就是幼小的人类个体最初的简单分类。

另一方面，社会分类不等于刻板印象。哈里斯解释道，人类个体对于群体概念的理解具有复杂性和灵活性。一个小姑娘并不总是将自己归类为女孩，在具体情境中，她可以将自己列为四年级的小学生，班上的好学生或差学生，黑人或白人，运动队或合唱队成员，一个小孩，等等。伴随类别的变化，孩子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例如，在学校操场上，男生女生各自组队时，一个女孩就会视自己为“女孩”并表现得比较淑女。而在街坊邻里，和小伙伴儿们一起玩耍时，她可能就把自己视为“孩子”，于是不会表现出过于女孩子气。

人们会随着当下情境的改变，自动化地调整分类的角度及类别标签。在哈里斯的理论中，每个人的社会化系统，会对于每一种自我划归的社会类别计算出一个“原型”，原型的建立方式是计算个体迄今为止获取到的这个分类中的所有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的信息均值。个体的自我分类随着情境变换千变万化，在每一个类别中，个体会模仿自我分类的“原型”成员，以实现社会化；而当一个人从一种分类转向另一种时，行为的模仿原型也会发生改变。

这就是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表现不同的原因之一。这也能够解释人的阶段性发展，当一个五年级孩子的自我分类从“小孩儿”转向“青少年”时，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改变行为模仿的原型，所以父母会突然感觉自己的孩子与以往不同了。

哈里斯尤其强调：“我认为，孩子并不是通过模仿身边人而被社会化，而是通过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原型要求做到这一点。”她进一步解释，这样讲并非否认了孩子会模仿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但孩子并非因此被社会化。儿童尽可能多地收集他所在环境所提供的信息，计算数据的平均值，并使用这样的原型作为自己的榜样，这样做更保险，有利于自身的生存。

所以，一个弟弟的社会化，并不是模仿他的同胞哥哥，而是在模仿依凭自己所获取到的全部信息计算出的“男孩子”这个社会分类的原型成员。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非典型家庭中的孩子可以成为被社会接受的一员，也解释了为何孩子自发地想要与小伙伴们“做一样的事”，不管父母愿不愿意。^[8]

地位系统

地位系统源于孩子为成年期所做的第三项准备：在群体内竞争中胜出。演化心理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提出，“凡人皆追求地位”。因为一个人拥有更高地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世界资源。但这里的“地位”并非指狭义的社会地位，在地位系统中，能够让自己在任何方面优于他人，或影响他人的行为特点，都属于地位系统考察的范畴。

地位系统的任务是为不同个体量身定制长期行为策略。关系系统和社会化系统负责收集他人信息，而地位系统的工作难度更高：收集自身信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须了解的重要信息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有了这些信息，他们才能判断是要控制别人还是要屈服于人，是要提出建议还是要听取建议，是要变得更好还是要随遇而安。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年轻人会收集如何与自己成年后的竞争对手比较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他们会不断对个人行为做出改进，以向着更有利于群体内竞争的方向发展。

针对“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地位系统会从他人的反馈中收集数据，并进行统计，并最终给你一个答案。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如何看待自己，而是其他人如何看待你。重要的不是你的父母兄弟如何看你，重要的是“泛化的他人”怎么看你。这一点更为紧要，因为它比任何一个个人的意见都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这种心理机制的判断是经历了数千代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通过演化产生这种机制。

地位系统能够随着情境的变化塑造你。即使过了童年期，在青春期甚至成年期，人们仍有能力根据新信息改变自己的行为策略。“我不够聪明强大，如何能胜过他人？”事实上，在地位系统中能够与他人比较的信息不只有力量、相貌、能力、才学等这么简单，这种比较涉及了人类个体的全方位特征，这也是人们为何能够在地位系统的心理机制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人格特点，从而长成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原因。

例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在学校主科的学业表现不行，但我可以比其他孩子更懂植物和昆虫；我在班里没什么超出常人的优势，看似小透明，但我可以更善解人意，和别人关系和谐；我比别人更擅长要求身体敏捷的运动项目；我没有特长，但我情绪稳定，心态从容；我不会反抗，但我更能忍耐。

另一方面，人类有很多方法找到使自己得以“胜出”的特征，但由于基因和环境的限制，有些人的选择范围就是会比别人小。例如，“我不可能是最漂亮的那个怎么办？那我可以是最友善的，如果这也不管用，那也许可以试着做个讨厌鬼。”《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伏地魔饰演者拉尔夫·费因斯是一位优秀的电影及舞台剧演员，他曾在莎士比亚戏剧《查理三世》中饰演主角。在查理三世著名的开场白中，他这样说：“我的畸形陋相，不适合调情弄爱，也不宜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既然我不能成为一个情人，来消磨这些美好生动的人，那我就决心成为一个恶人，痛恨这些无聊的享乐时日。”

所以，究竟是什么在基因之外导致了人与人的不同？在哈里斯抽丝剥茧的推理与分析中，嫌疑犯终于归案了，那就是：地位系统。

至此，我们得到了结论：地位系统通过复杂的社会反馈获得自我认知，由此塑造我们的人格。并且，这样的影响，在基因解释的范围之外。那么，简而言之，人与人之间是如何变得彼此不同的呢？

首先，关系系统关注人的独特性，它让人们可以分辨不同人之间，甚至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细微差异，并为每个人单独建立人员信息库的页面。每个个体会因此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不同的社会反馈。关系系统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感兴趣，这些差异使得每个人独一无二。而同卵双胞胎为何会从他人那里得到不一样的反馈，这涉及到“发展噪音”的概念。^[9]

其次，在地位系统中，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总会在某些项目中分出第一和第二。比如这个更调皮，那个更漂亮。排名靠前的会在注意力结构中获得更多关注。从而，导致最初的微小差异扩大化。

此外，还与社会反馈相关。个体一再从所在群体中的其他人那里获得的社交信号，因其随机性，可能建立在根本不具有任何演化意义的事物之上。比如，每个人都对你很好，是因为你知书达理，还是因为你爸爸是村长？每个人都不敢惹你，是因为你的性格不好欺负，还是因为你有一个强大的兄弟？还有随机性的事件，你发表了一通即兴演讲，没想到刚好与重要领域的发展趋势相符，于是人们认为你预测得很准，你因此出名，你的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这样的事情可能是随机的，但随之产生的影响却不是。在地位系统的作用下，这些社会反馈带来的影响，对于个体的人格发展意义深远。

用哈里斯的原话总结此番探案成果：

“我们把人视为独特的个体，这是因为关系系统会费尽心力区分他们。人格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生物的，而是你脑中的关系系统与我脑中的地位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哈里斯在最后一章指出理论局限，例如，自己把上述三个系统描述得非常清晰可辨，毫无混淆，但事实上这不太可能。系统之间的边界可能模糊不清，它们可能有重叠或共享的功能。所谓的“关系系统”，可能不是“一个系统”，例如，有演化心理学家提出，关系是由一系列独立的模块来管理的，如择偶、友谊、合作伙伴、亲子关系等等。哈里斯将其描述成一个单一系统，因为这些模块都依赖于人的识别和记忆，从而获取人员信息。站在获取人员信息的角度上，这是一个不区分目的的自动发生的过程。

另外，难以区分这三个系统各自的影响和基因效应的原因是，它们经常共同作用，产生同一结果。几个不同的心理机制可以同时影响社会行为，如情绪表达。例如，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克制情绪或情绪激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先天倾向，同时也取决于成长的文化环境。有些社会希望人们坚定不移，这还取决于你与你的父亲还是老板谈，以及你是孑然一人还是集体一员，这也取决于人格发展的长期过程。

在最后，哈里斯探讨了几种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没有可以解决一切困难的完美方案。“控制生物差异同时检验环境的影响并不容易，在理想的情况下，研究方法不仅要控制基因效应，还要评估基因在不同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这些是本书之外的另一个故事了。遗憾的是，哈里斯奶奶，这位充满激情的斗士及研究者，已于2018年去世，续写的故事只能由后人来完成了。

注释：

[1]朱迪斯·哈里斯，生于1938年2月10日，2018年12月29日在美国去世，享年80岁。

[2]《教养的迷思》中译版出版于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3]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954年9月18日-），著名的加拿大–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科普作家。曾为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神经学中心的掌门人，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平克因广泛宣传演化心理学和心智计算理论而闻名于世。2004年当选《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

[4]百年前美国德国等地盛行的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运动披着基因科学的伪装，随之而来纳粹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又给人类历史标上了灾难性的印记。哈里斯说：“从那时起基因对行为的解释就变得不可接受。”

[5]注：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相同，而同一父母所生育的异卵双胞胎及出生在不同年份的兄弟姐妹的基因均具有差异。因此，在行为遗传学的研究领域，为了控制基因的作用，对同卵双胞胎进行研究是典型研究方法。

[6]猜猜哪种动物最擅长运用人类给予的暗示信息解决哪个容器里藏有食物的问题？是聪明的黑猩猩吗？答案是：狗。就连几乎与人类没有接触过的养狗场的狗子都可以做到。可见，对狗的祖先而言，解读人类心理暗示的技能有着多么重大的生存价值！

[7]参见本章（p.194）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为什么和双胞胎中的一个结婚的人不会同时爱上双胞胎中的另一个？

[8]此处附上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常听到有人说，自己的诚实、勤奋等言行和态度来自于父母的教育，“我就是这样被父母养大的，所以我会成为这样的人”。究竟是模仿父母还是模仿社会分类原型，这与社会化系统的解释相冲突吗？（哈里斯的答案参见书中p.232）

[9]发展噪音：指发育过程中无法预测的反复无常，它会对基因相同的同卵双胞胎造成细微生理差异，其中包括大脑的生理差异。双胞胎的某些行为差异由这种发展噪音导致。同卵双胞胎不会收到相同社会反馈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发展噪音的存在，他们并非毫无差别。父母对待同卵双胞胎不同行为的方式存在差异（与基因无关的环境影响），这导致了同卵双胞胎的行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