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推送(点击查看），我们介绍了《金榜题名之后》[1]中两种上大学模式及其与社会出身之间的某种深刻关联。但作者也认为，刻画两种模式远不足以表达她想要向读者呈现的内容。尤其是对于那些和曾经的自己一样迷茫无措的大学生读者而言，知道“劣势怎么产生、理性规划要怎么做”固然有帮助，但“光有一个短期筹划是不够的，你要知道你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2]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作者如何研究上大学的意义问题，从中得到了怎样的结果和启发。
生涯目标与工作意义：价值理性的考量
与既往许多教育社会学研究有所不同的是，作者郑雅君在探索大学生出路分化问题时，不仅会站在阶层或文化视角进行分析，还非常重视大学生个体意义感的构建。
她意识到，即便已经明白“目标掌控模式”更有利于自身获得满意的毕业出路，但要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想清楚“我想成为谁”“为了什么而工作”，并能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作为职业决策的依据，对于任何大学生而言都非易事。
同时，尽管那些家境优越的“目标掌控者”大多获得了高薪体面的工作，但作者却发现工具理性尚不足以解释许多同学的出路选择。许多人可能会放弃大城市的高薪自足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在基层部门做一名清苦且忙碌的选调生，或者走向看上去十分冷门的、无甚市场价值的学术道路。
因此，作者在访谈过程中特意请被访者们详述了其生涯目标树立的过程和缘由，试图探究他们为未来的工作赋予价值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其出路获得之间的关联。
作者发现，这两所大学的被访者建构工作意义的来源总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文化图式：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家国理想/社会价值，以及自我表达/个体趣味，而这三种文化图式分别由家庭、大学和市场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组织所制造形成。
具体而言，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塑造的是一个“养家者”意象，主要强调工作是获得稳定收入和地位以立身养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一观念主要来自于父母家人的一贯期待——“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稳定高收入=过上好日子”（p.190）。
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则凸显出一个“回馈者”或“关怀者”意象，强调工作是对国家和社会悉心培养的一种回报和责任，是将个人价值融入对社会的价值之中、在服务祖国人民的奋斗中绽放自我的过程。这一观念主要来自于大学的德育宣传工作。不难看出，当个体需要做出“回馈社会”的职业选择时，就有可能需要“舍小家为大家”，从而无法满足成为“养家者”的期待。
而自我表达/个体趣味则建构起一种“人生体验者”的意象，致力于追求有趣又新奇的体验，工作则只是获得有趣体验的手段。在这套话语中，工作既非为了守护家庭，又非为了社会价值，而是“收窄到自我和个体领域”，“做自己想做的事”（p.194）。
受访者对工作意义的理解，通常并非仅撷其一，而是混合了这三种观念的结果——它们“形成了一个富有内在张力的三角结构”，共同影响着大学生对工作意义的感知和对自身未来工作的选择。
名校大学生工作意义来源的三角图式结构（摘自本书第189页）
毕业出路产生机制的四种类型
作者指出，如果我们把各类文化图式对个体在生涯目标上的影响看做是一种价值信念驱动力——即其中有些人将某些文化图式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信念并由此树立起清晰的行动目的，而有些人则没有将任何图式内化为价值信念——便可以结合“目标掌控”与“直觉依赖”两种大学实践模式的分类，将名校大学生毕业出路的产生机制分为以下四种理念型（ideal type）：
自主驱动者。目标掌控+价值信念，他们深谙大学里的游戏规则，擅长使用多种策略做好准备，又有一个自主树立的深刻内化的理想信念，因而得以自主选择一条对自己而言具有“意义感”的职业方向。在这一典型类型中，既有以将人生过得有趣为首要目标者，也有将家国情怀置于职业价值观之首，在大城市的高薪职位和相对清苦的基层选调之间选择了后者的人。
机会主义者。他们也有很强的目标意识，但与自主驱动者不同在于，他们并无内化的理想信念，因而其目标通常定位在尽可能多的工具性利益（钱、权力）的职业上。或者说，这一典型类型的学生，确将高薪或权力地位等物质性利益作为职业选择标准中最重要的权重位置。
价值归顺者。他们也缺乏明确的目标意识，以直觉依赖模式度过大学；但由于比较顺服学校提供的正式教育，他们逐渐内化了学校所传输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类的信念。出于该信念，通过学校提供的资源和支持，这些人得以做出相应的职业选择，例如公务员、选调生、国有企业或学术道路等。
迷失无从者。他们既缺乏明确的目标意识，也未能内化任何一种的价值观念，而是始终游离在各种价值取向之间，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始终举棋不定，最终陷入被动。
大学生出路产生机制的四分类
（摘自本书第205页）
如上文所提及，不论成长背景如何，许多被访者都表示自己在大学过程中经历过价值迷茫期。事实上，这也符合青年人的心理发展特点。但是，相比而言，其中许多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能够尽早度过这个阶段，而“阶层背景较低的学生更容易陷入长久的迷失而不自知”。个中原因也显而易见：
一来，他们在进入大城市和名校后常常会经历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而大都市的消费文化、名校生的留学风潮、大学的“家国理想”一齐扑面而来，反而使得他们原本内化的“家庭本位”的传统价值图式也松动了，以至于失去了方向（p.219）。
再者，迷失无从者“大多严重缺乏对大学和职场内部常识和规则的知识”，“根本不知道有哪些选择，比如说出国这些方面……我是很晚才知道这个事情，但真正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些晚了”（p.220）。“在学校的引导、世俗的追求和自己微弱的理想等若干选项的纠结之间”，“迷茫的目标和匮乏的信息与策略”共同导致了迷失无从者的被动，他们“极易错失为毕业出路做准备的窗口期，其名校文凭对职业地位的兑换能力也不免随之缩水”。（p.220）
由此作者得出：“在学校—工作转换的具体语境下，学生能在生涯选择上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取决于两个要素：（1）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驱动了自洽的、明晰的目标；（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达成目标的能力。……使用文化工具来达成目标的能力与阶层有着系统性的联系。”（p.228）
需要澄清的是，尽管这四分类与阶层的分野的确存在某种联系，但它们只是一种“纯粹基于事物典型特征的抽象层面的概念建构”，是韦伯所言的“纯粹型”或“理念型（ideal type）”。换句话说，这四种机制类型都是“将被访者的一个个相似的面向拼凑、整合、极致化的结果”，无法将每个具体个案明确地置于其中任一类。
“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代表着一个连续统的两级，出身背景为学生在这两级之间奠定了初始位置，但学生在大学期间所获得的见识和内在的变化则持续对学生在这两级之间的倾向产生着动态的影响。
也正因此，“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个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备走出迷失无从状态的可能性。这样，接下来的问题便成了：研究所揭示的两种人生实践模式与四种出路产生机制，对于寒门学子的现实意义何在？仅从四类典型出路机制来看，追随学校主流话语、成为“价值归顺者”，是弱势背景的大学生的唯一可行出路吗？为了突破两重文化障碍，寒门学子可以做什么？
寒门学子应该做什么？
在播客“轻刀快马”郑雅君与本科同学付宇对谈的末尾，付宇提到，郑雅君现在的普通话比起他们在本科刚认识那会儿有了更多的上海味。郑雅君回应，这是因为她有了一些关系非常密切的上海朋友。在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她转变了“模式”，发现“曾经的很多限制都是自己加上去的，而把限制拿掉之后简直海阔天空！” 曾经不愿与上海同学交朋友，后来却意识到：“咋就不能和上海同学交朋友了呢？”[3]
郑雅君得以通过这项研究来实现自身从直觉依赖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她在本书第六章余论中亦使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寒门学子应该做什么”，她也把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延续到了自己的博士阶段。在本书后记中，她或多或少地提及了自己将关注点向“如何冲破文化障碍”转移的缘由：
她意识到仅仅用文化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去剖析和批判一个社会现实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如曾经的她一样的“迷失无从者”，需要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宣判，而是静水流深的支持”；她“不能只瓦解热望而不传递勇气”（p.274）。
从学生个体视角来看，突破文化障碍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而是个“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不必对身处这种困境而感到羞耻和自责，这不仅因为和自己一样面临文化不适者大有人在，更因为大学本来就有责任帮助自己的学生度过适应困难，自己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向学校、向老师、向辅导员求助。
第二，是向自己强化一个信念：“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至少是有反思性地拒绝）那些总是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p.250）。
因为习性总是不自觉地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只有刻意提醒自己注意反思，才有助于自己领会和习得（而不是无意识地拒斥）那些可能于己有益的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突破文化障碍的第三个要点，是要广泛了解和学习大学这个新场域的文化和游戏规则，而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为自己创造多元的社交机会”，不管是“勇敢地结交不同背景的朋友”，还是“增进与师长的的非正式交往”(p.251)，都能够促进自己在新场域的适应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
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要在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上仍保持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我彻底决裂。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寒门学子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p.251）。
一个值得参考的方式就是写出自己的成长故事，注意挖掘自己在多个成长阶段中不曾改变的特质或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信念，以提升故事的连贯性和自我认同的连贯性。
更进一步，在即将跨越文化障碍之时，可以“试着去欣赏自己的原生文化，并意识到和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过渡经历带来的独特优势”。她指出，许多致力于揭示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弱势社群福祉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出身于弱势社群：
了解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习得上大学需要具备的技巧固然重要，但郑雅君并不希望本书的贡献仅仅变成推动“大家都钻营式地去学套路”，都变成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在访谈中的经验表明，哪怕“精英同学”也面临意义制造的问题，这似乎是这个年龄段同学的普遍困惑。
书中对价值信念的探讨和对叙事心理学“创造自我的人生故事”的引用，已不仅是为了寒门学子冲破文化障碍而写，而且蕴含着她对大学生个体生涯发展的一种思考，也是其更想呈现给读者（不论家庭出身如何）的观点：
“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可能必须得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干什么，什么事情对自己有意义。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4]
当然，想要消除文化障碍、让出身弱势者能够通过高等教育的加持获得好的发展，仅靠个体层面的奋斗是远远不够的。
如郑雅君在与媒体对谈时所言，寒门学子所遭遇的强烈的文化冲击，尽管会给他们带来非常痛楚的体验，但也有机会让他们生长出更真实、更强韧的自我，而这一前提则是他们能够获得足够好的来自学校和社会的支持。[5]
国家到学校层面的政策与制度的完善、教师与辅导员们对学生个体的生涯发展的关怀与支持、学术研究者对相关机制的探究，都将有助于打破这种“再生产既定秩序”。
由于本书主要源于郑雅君在硕士阶段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只是略有提及而尚不充分。我们也期待作者郑雅君在博士阶段有关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的进一步研究。
十年后大学生的出路变化？
时隔将近十年的今天，无论是国家、市场与社会还是大学校园内部，与2015-2018年的状态都已不可同日而语。留学出国受新冠疫情及国际局势的影响严重受阻，保研竞争带来的学习内卷、科研内卷，使得“大学生活高中化”已经成为精英大学的常态；曾经不太受关注的“选调生计划”已经因为相对稳定而成为应届生口中的“香饽饽”，与公务员考试一样成为竞争空前激烈的职业出路……
一位豆瓣网友对本书的短评如是：“作者的采访是在2015年，对于采访内容，有些人看它等同于自传，对有些人来说则是虚构小说”。
郑雅君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也提到：“考公和事业单位编制实际上可以发挥政策性平衡的作用，容纳一些（社会出身）弱势又对出路没有想得很清楚的学生，但现在平衡机制的空间也被挤压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流大学近些年录取的弱势学生要比十年前多很多，怎么能够在录取之后做好一条龙的后续支持，值得探讨。”[6]
在当下的就业市场和校园环境下，出身相对弱势学生的毕业出路怎样了？
价值归顺者的毕业出路，是否已经受到挤压？文化迷失者所面临的文化障碍，有没有在国家政策和学校制度层面得到一些改善？
当经济新常态和巨量的大学毕业生同时存在，那些曾经可以“目标掌控”式地组织大学生活的学生，是否也在变得迷茫焦虑、无所掌控起来？
……
以上问题都留待我们进一步去追问与发现。或许，在当下这样一个一切都变得更加不确定的时代，不论何种出身的大学生，在寻求和践行自身的生涯方向时，都需要在持续的行动与反思中建构出整合的、一贯的、踏实的自我认同，自主地编织出一个自己的意义之网，“把自己牢牢地挂上去”。[6]
参考文献：
作者： Savannah
编辑：果子、苏木
电话：010-58804184
邮箱：tianxing@bnu.edu.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富中通和大厦10层1002
微信公众号天行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