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者是一位高一学生，想通过生涯咨询来解决自己高中选科的决策问题，也为两年后的大学专业选择做准备。在进行生涯背景信息的询问以及几项生涯测评之后，咨询师发现：来访者霍兰德兴趣代码里的艺术型（A）得分是六码最低的，但其实际上很爱读文学传记作品，语文成绩也很不错。来访者起初表示自己希望做一名教师，但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大学专业卡牌时，又完全排除了师范类，而是选了很多金融类和工程类专业……总之，不同评估工具导向了完全不同的可选专业类型，那究竟什么专业才是真正合适的呢？

如解读测评结果间的“冲突”

Lent是这么说的：关注来访者各种测评结果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兴趣和能力测评之间、兴趣和价值观测评之间的冲突，目的就是从中挖掘出更多可行的职业选项。怎么挖掘呢？

有些来访者，通过能力评估可以看出来，他们在某些职业上是很有天赋的，但他们对这些职业的兴趣却都不高。在传统的咨询思路下，当来访者明确表示对某些类型的职业方向不感兴趣时，咨访双方通常可能不会继续将其作为讨论的重点。

但是按照Lent的观点来看，造成能力和兴趣不一致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来访者在相关职业方向上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很低，所以没有机会和动力去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到某事的判断”（Bandura, 1986,p.391），即“我有能力做这个吗？”

当我认为自己“不能”，就很难看到自己的潜力，即便可能有点兴趣也不会想着去发展。但如果可以有效地提升来访者提高的效能感水平，鼓励其付出实践的话，说不定这个原本因为“低兴趣”而被忽略的职业，就会成为来访者喜欢且可以胜任的发展方向。

从这一角度看，前文案例中的高一学生尽管语文成绩不错，但对文学艺术专业的兴趣较低，有可能是“以文学作为专业”的自我效能感较低——注意，在某科上成绩好不一定意味着高效能感。例如，有的学生会认为自己某科成绩好只是因为学科本身难度不高或试卷简单，或自己只是有点考试技巧——把成绩好归因于外部原因，而非个人能力。

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与来访者讨论其在特定专业或职业方向上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如何。如果发现来访者在某些职业类型中的低效能感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可以帮助其提升信心，鼓励来访将这些职业作为可行的选项。

类似的，如果来访者的价值观测评显示其可能适合某些职业，但其兴趣水平却都很低，可能是因为来访者对于这些职业有着不准确的结果预期（inaccurate outcome expectations）。结果预期是指个人相信实施特定行为会得到特定的结果或后果，也即“如果做这个，会发生什么？”

而之所以有不准确的结果预期，可能是来访者对职业的了解是有限的甚至是有偏见的，从而对这些职业“兴趣”不高。结果预期的评估能够反映出个人的价值观（Values），它包含个人对某项行为或行动为自己职业发展、社会追求、家庭生活、教育机会等方面所造成结果的价值判断[3]。

从这个角度看，本文开头高一学生起初表示自己想做教师，或许是因为其认可教师职业本身的助人价值，但不一定认可自己成为教师后可能面临的结果（例如认为“年年教同样的课会职业倦怠”），从而对做教师“没有兴趣”。

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就可以和来访者进一步讨论其对某些职业的了解和感受，帮助其形成对这些职业更准确的结果预期（比如，资深教师会告诉我们：尽管备课、上课、改作业等环节是固定的，但教学理念和方法是与时俱进的，教学能力的提升也是无止境的），重新审视这些职业是否能够成为可行的选项。

所以，兴趣、能力和价值观及其他相关测评结果间的“冲突”，也正是深入探索的契机。而把握契机的关键，就是回到理论。一个人的兴趣、能力、价值观、性格特质等等，并非孑然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而如何把不同的要素关联在一起，就可以借助特定的理论视角，对来访者所呈现的问题进行假设和判断；然后在接下来的咨询中继续验证，进而针对性地进行干预。

用社会认知生涯理论做咨询

1.从三个核心要素入手

如Lent所言，社会认知生涯理论（SCCT）是一个试图帮我们将个人的兴趣、能力、价值观和过往经验，所具备的资源、机会和可能的障碍等等因素统一起来，去理解个人职业兴趣的发展和职业决策制定过程的理论框架（Lent, 2013, p.115）。

上文所提及的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是SCCT理论模型中三个核心认知变量之二。而这个理论的第三个核心变量是个人目标（personal goals），即个人对于从事特定活动或实现特定未来结果的决心（Bandura, 1986）[4]，是对“我想做多少、做到多好”的一种明确。

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从事某专业或职业，又确信选择该专业/职业能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就有更充分的主观能动性去发展对特定专业/职业的兴趣，更容易形成自己的目标和相应的行动计划，进而更敢于做出相应的专业/职业决策，从而去实现积极的结果。而积极的结果又能够作为成功经验，继续促进其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的提升，并进一步巩固其兴趣，从而形成正向的循环。这就是SCCT理论对个人兴趣发展过程的基本解释。

（职业兴趣发展的基本模型，Lent, 2013:120）

上一节中Lent基于测评结果不一致进行咨询的思路，正是源自于SCCT兴趣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可能会因为不准确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或结果预期信念，而过早地排除某些可行的职业选项。所以，如果能在咨询中基于来访者的现实情况对其不准确的自我效能感或结果预期进行修正，就能帮助来访者整合自己的不一致，形成统一协调的自我及职业认知，在一个更大的职业范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至于如何修正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则可以回到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86）汲取营养，从影响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的各种因素入手进行干预——班杜拉认为，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信念，都与过往的学习经验有关：

个人的自我效能感是会随着经历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能够对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的经验因素包括：个人成就事件（personal 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替代学习经验（vicarious learning）、社会说服（social persuasion），以及生理和情感状态（physiological and affective states）。

在这四类经验因素中，个人的成就事件最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感水平。咨询师可以与来访者讨论其过去在特定领域获得的成就事件；而更好的方式则是鼓励来访者采取一系列行动、在执行过程中渐进地建立起一些成就经验，并将这些新建立的成就事件归因为自我能力的发展（而不是任务难度低、运气好等外因）——如前文所说，成绩好并不意味着效能感就高，还受到个人归因方式的影响。

而个体的结果预期信念，则来源于他们在过去的努力中获得过怎样的成果及他们如何认知自己所获得的成果，还有他们所了解到的不同职业领域的“二手信息”（例如通过观察家庭成员及所在社区成员是如何工作的，以及观察不同的媒体如何描述不同工作等等方式所了解的职业信息）。另外，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结果预期：当人们在做自己认为有能力完成的事情时，他们通常也会对这一事情的结果抱有积极的预期。

2.应对障碍与建立支持

对个人兴趣发展和职业选择有影响的，不止自我效能感等认知因素，还有个人所处情境的影响。它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s），是个体在兴趣发展和职业选择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积极情境因素；与此相反，障碍（barriers）则是个体所面临的消极情境因素。它们是个体职业兴趣发展及目标选择过程中重要的调节变量。

通俗来讲，当人们感觉到自己喜欢的某个选项可能会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应付最少的障碍时，他就更有可能做出这一职业决策，将目标转化为行动。相反，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伴侣会反对其喜欢的发展方向，或者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没有充足的经济保障去追寻喜欢的职业，就很难真的做出某个职业决定（困难重重，只想躲开）。

而这也是咨询师可以工作的地方——Lent认为可以在咨询中与来访者讨论特定职业道路上可能获得的支持和遇到的障碍：a)首先预想一下，如果选择了某个工作，可能会遇到哪些障碍；b)接着，分析遇到这些障碍的可能性有多大；c)然后讨论应对这些障碍的策略——有时可能是要想办法避免某些障碍发生，有时则是当障碍来了可以如何处理；d)最后，探讨如何基于某一职业目标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资源，其中包括家庭、同伴，以及其他任何社交网络。其中，为来访者的职业目标建立社会支持，已被认为是成功的生涯决策咨询的关键要素（Brown & Lent, 2013）[5]。

3.勿忘“远端情境因素”

如果再将个人的职业兴趣和选择模型放置于一个更大的时空环境中看待，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来访者个人固有的特质及相关的远端情境因素，例如性别、种族、素质、健康状况，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等。它们可能不直接对某一次职业选择产生影响，但也能通过影响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来影响他们的学习经验，从而对职业选择产生影响。

比如，当我们谈及性别时，它并不只是个体的生理特征，而是会以文化和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影响到个体对性别及自我的认知。比如，数学、科学技术是偏男性的职业领域，而助人工作则是偏女性的等。相比男性，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更少获得学习数学和科学学科的积极经验，这使得一些很有潜力的女生也可能会因为这种性别文化偏见而对相关的专业职业“毫无兴趣”。

补充一下：正是从研究女性在数学领域表现不佳现象开始，Nancy E. Betz和Gale Hackett两位学者将自我效能感概念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引入职业生涯领域，并由此设计一系列旨在提高女性在数学及工程学科等方面的效能感水平的生涯干预项目，验证了这些干预方法的有效性[6]。而由学者Steven D. Brown和Robert W. Lent共同提出的社会认知生涯理论，就是在Betz与Hackett职业自我效能感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拓展而成的。

因此，咨询师在与来访者的工作中也要注意到来访者自身所具备的各种特质和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特点，这也是我们设定干预思路的又一关键。

（个人、情境和经验因素影响下的职业行为选择模型, Lent, 2013: 122）

小结：回到理论

如何处理生涯咨询中不同测评结果间的冲突？

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回到理论：基于来访者的咨询问题和背景信息，我们可以采用哪种理论视角，把影响来访者专业职业选择的各种层次的因素联系起来看？同样类型的生涯问题，不同的生涯理论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假设）？然后，在与来访者的讨论中继续收集新的信息，验证假设是否合理，相应的干预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