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正为备课攒资料，在图书馆的铁架之间往返搬书，一转头被一个红色书脊吸引了注意力：“书太多了”是这书的标题。作者吕叔湘，印象中是个语文家。随手一翻，看见了作者的自我介绍：“我的家庭是一个中等县城（二三万人）里的小康之家。这种家庭里的小孩一般是关在家里，不让出去跟‘野孩子’玩儿。这样，我从小就只能在家里玩，胆小怕事……这也是一种‘惯养’，不是在衣食上惯养（我们吃得并不讲究，也没有什么玩具），而是采取保护形式的惯养。小时候的习惯影响我大半生。”（p.280）

这种信笔准确的描绘引发的好奇简直与书名相类。一查，吕老在英国念书时（1936-1938）读的是人类学，与费孝通的留学轨迹在时段上完全重合，归国后入职的又都是云南大学。比起经济学家周有光，吕老向语言学的跨界却不算对比鲜明。而他在人类学界也有贡献，翻译过罗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 1883-1957）的《文明与野蛮》，并对此评论道：“本书阐明文明的历史，着眼在全人类的贡献，以破除‘文明人’之自大狂为主旨”（p.82）。又在重印后记里感慨了刚刚过去的历史“惨剧”和一桩礼教惨案（p.88）。

《书太多了》原是这本由编者攒成的集子里的一篇短文，据作者自己说[1]最初“登在《读书》1988年第7期上”（p.74），是当年春节期间因感冒无聊而“随手”消遣记录的产物（p.65）。吕老读到牛津《现代英国小品文选》（Selected Modern English Essays）中两篇关于弃书与毁书的短文，做了些摘抄摘译，形成了一篇别致的“转述”（p.ii）。

Gilbert Norwood（1880-1954）的文章比另一篇更切近我们的当下普遍处境（另一篇主要是写如何处置不值得阅读、甚至不值得保留的书们），说的是“好书”（good literature /good books）过多、“多得不得了”时，读书人应该怎么办：“相传有句话：萨福的诗少，但都是玫瑰花。可是如果每张桌子上都铺满玫瑰花，每棵行道树上、每根路灯柱子上都挂满了玫瑰花，走进电梯，铺满了玫瑰花，打开报纸，掉出来一堆玫瑰花，怎么办？要不了几天就得发起一个消灭玫瑰花运动。”（p.65）读来莞尔，而且让人不禁要在引文后面加几枚emoji表情：[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破涕为笑][破涕为笑]

Norwood无意为“好书”的标准引战，而是强调“when I say ‘good,’ I mean ‘good.’”可毕竟知识爆炸以及活生生可见的印刷品爆炸已经是典型的“现代苦难（modern afflictions）”。周报上一句最简单的话就足以触发每个人的知识恐慌：“很少有人会接受这位作者的提法：果戈理是俄国版的赫格希默（Hergesheimer）。”呃，毕竟，那个年代还没有谷歌，而搜索引擎依赖症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恐慌的归宿。

面对怎么也读不到底的书山，Norwood总结说有四类读者，四类态度。吕老也主要转述了这些：一类是干脆放弃，这不必多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只不过是早于此文两千年的感慨，现代的读书人不仅要在无涯的知识中求生，更要在无涯的字书里求生，不如干脆躺平。第二类是武断而干脆地先界定好自己“能读”什么，并对其余的书表达出类似于“我兴许是老顽固了”、读不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含混贬损。

第三类读者努力追赶潮流：“他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里谈到的作品全都拿来拼命读，拼命读，因为他怕有比他更拼命的人跟他讨论他没读过的书。这第三种人在知识分子（the educated class）里占多数”（p.66）。这类人总要在多产的名家的作品中找寻少有人读过的那些引为谈资，而不愿讨论真正值得讨论的佳作，这让我想起现时一些热衷填补空白的学者。这类读者的最高目标只是两个：其一，避免被打败（to avoid being scored off）；其二，打败别人（to score off others）。Norwood直言他们败坏了品味，败坏了阅读的高贵艺术，因为竞争是交易之生，却是社交之死：照搬吕译，“生活中最好的东西的繁荣，有赖于共享而不是通过垄断”（p.66）。

第四类读者全文着墨最多，大概是因为作者认定他们最可敬重。他们崇尚的是作者所称“Cream Theory”——出于惯常的知识焦虑，我自是免不了搜搜这是个什么自成体系的理论（还顺便学到了另有个不相干的原则叫ice cream principle），结果吕老只一句“精华主义”就精确带过。这类读者自知无法读尽全部好书，于是转而立志“饱尝”人类文明中“最好的”那些书（pp.66-67）。

可即便只是“最好的”，已经卷帙浩繁。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伟大的作品定然深植于各自的文化土壤和民族气候，缺乏背景知识和人生经验都会导致无法欣赏它们：“任何作家都要求他的读者有一定的装备，越是大作家，对读者的要求越大”。况且既有的阅读体验也会塑造你的品味：“受过英国诗歌传统熏陶的人会觉得维吉尔扭捏，荷马幼稚，但丁根本不是诗人”。这样一来，精华主义就成了空中楼阁，如同把阿尔卑斯山少女峰的峰顶锯下几尺，搁在后院邀请朋友们欣赏。（p.67）

如果硬要如此，Norwood说，看上去博采众长而追求“合成文化”（synthetic culture）的人，就如同购买合成珍珠。（自此开始吕文未继续摘引[2]。）这已经是够讥讽的指控了，但还不算完：在他看来，最无效的测试读书品味的问题莫过于问“如果被流放荒岛，只许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显然，当时的杂志栏目热衷收集文化名流的相关答案，而这些答案往往是精华主义的。文中专门提及只有幽默的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是个例外，他说要带个大笔记本——“notebook”嘛，当然也算book。（pp.360-361）

如果错误问题只能得到精华主义答案，那么怎么问才正确呢？Norwood说，真正的测试（real test）是匿名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人类种群最后的幸存者，你会读哪种书？”这样一来，真实的答案也许会是：侦探故事，我得读三遍才够过瘾；幽默小说；接下来我要使坏，与其读书，不如改读逝去的邻人或朋友的私人通信。作者继续补刀：“待到我们确切知道再也不会经受相关提问的时候，还有多少经典作家我们会要去读呢？”（p.361）

总而言之，精华主义也要不得。不仅无益，而且虚伪。可反讽的是，这篇小文所属的文集正是典型的精华主义操作！它属牛津《世界名著丛书》，是第280种（挺大的数字！）。

归根结底，文中刻画的四类读者各有可悲可笑之处，四类读书态度都解决不了“书太多了”该怎么办的困扰。其实及至当代，还有第五种读书法，就是靠搜索引擎拯救阅读焦虑。已经有心理学研究确切表明：那些依靠网络获取知识和答案的人，不仅对自己的信息获取能力更自信，甚至直接对自己的知识面更自信；人们倾向于将搜来的答案当作自己已知的答案，当作自己知识储备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将网络当作自己的记忆与能力的延伸。

Norwood写作本文的时代，记录和检索技术还落后得多。于是他只得回到了最初的建议：就不如，焚毁天下十分之九的好书吧（pp.354,362）。不然书太多了，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令诚实的人充满焦虑（worry），让不诚实的人变得势利（snobbery）。这很合理。

那么，如何决定哪些书要被焚毁呢？为了解决焦虑就焚书，如何确保不致焚琴煮鹤呢？首先，要限制新书出版，例如在未来十年绝对禁止出版一切小说，不许新译作被翻译成英语，对非小说的本土出版物要提高价格成本。第二，要回答由谁来决定焚毁什么书，作者建议组织一个五十人委员会，其中至少十人为女性（这里有个精妙的表达，“ten of whom must, and all of whom might be women”），还要注意委员会的阶层构成和年龄构成。（pp.364-366）

最终，作者认为每年要消灭一万本书，而程序限定才是关键：为了真正仅只保留“几乎每个人都真正喜爱并真正阅读的书”（这个书单恐怕“令人惊讶地短小”），关键在于确认“公众打从心底想要的”是什么并如何以行动（deeds）表明（pp.366-367）。这要经过繁琐但必要的严格程序。每年1月1日，颁订当年要销毁的万本书单；而到8月1日，才开始销毁流程。中间预留半年时间给公众来挽救他们的心头好书，具体操作是，整个7月由出版社和图书馆统计审核近半年来公众购买和阅读的书。

审核规程的严格之处在于，每个声称自己读了某本书的读者，都必须通过一个简短口试。经过7月间的核定，书单中的待焚毁图书最终被归入三类：1. 任何被超过一万人读过的书，即刻移除出待焚毁书单，并在未来十五年豁免入选；2. 任何被超过五千、不足一万人读过的书，未来五年豁免入选；3. 不足五千读者但仍有人支持的书，缓期一年焚毁并附带条件幸存。附带条件是：有四千以上支持者的书，向财政缴纳100镑罚金可保留；有一千支持者的书，保留条件是有期徒刑50年，如果它的所有作者和编者合作服役，此即小事一桩；少于十名读者的书，则留书不留人、留人不留书，仅当有一人肯上断头台，才可让书留下。所有人身处决均在每年8月15日当众执行。作者乐观估计，若真有铁杆读者高呼“xx书万岁”口号，慨然赴死，想必这书来年得阅读量破万。（pp.367-368）

书太多了，但Norwood的焚书幽默浸润的是严肃的底色。为什么开启这种繁琐的焚书流程呢，为的是让人们注意到世间还有书存在，敦促人们去读那些否则便命悬一线（或者有不如无）的书。这也算是无异于保护濒危物种的保书方案了。最终，与其说是保住了书，不如说是保住了人之为人的体面。说不清濒危的是书还是读书人。

可有可无的注释：

[1] 而我在那一期中并未翻到。

[2] 所以从此处开始，引文页码为英文版原作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