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斯坚持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同时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将意识视为某个心灵实体这一做法，而把意识视为心身总体的某种机能。在他看来，心理内容或状态是经验的连续流动，贯穿在经验之流中的最根本的质料要素乃是“纯粹经验”。它不为意识所觉知，却是实际的真实存在。纯粹经验组建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使客体参与到主体的认知建构中，并引导着意识经验的过渡与连接。

基于纯粹经验具有非固化的质性特征，詹姆斯也将纯粹经验解释为当前的瞬间场域的任何时刻。正是瞬间的纯粹与中性，一种尚未分化的潜在实存，才能实现各种经验的可觉知性。就此而言，纯粹经验乃是最源始的“存在”，尽管它并不是由一般的材料构成，却是我们所有心理经验所依托的深层根基。我们既可以在常态的对象化的活动中体验它的“存在”，又可以在特殊的肉身活动中反观它的“存在”，包括身体的意识或者肉身的感受，这都是纯粹经验的一部分。

基于纯粹经验，詹姆斯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多元真理观。他认为，真理的中心意义在于“引导”（leading）：“我们经验中的某个瞬间会把我们有意义地引导到经验中的另一个瞬间，而真理便与这类引导方式根本相关。在常识层面上，作为一种心灵状态的真理首要地便特指这类有意义的引导功能。”[1]为此，詹姆斯曾在《实用主义》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詹姆斯和朋友们出外露营。晚餐后，他出门散步，看见朋友们正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认证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森林里面，一只小松鼠爬在高大的树干后，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当那人围着树绕过一圈的时候，松鼠在树干上也反向绕了一圈，但是，它始终正面对着那人，人往哪边走，松鼠就往另一边走。让大家争执不休的问题是，人究竟有没有绕松鼠一圈呢？一部分人回答“没有”，因为他只是绕树转了一圈，而小松鼠始终正面对着他，因而并没有能够绕松鼠一圈。不过，其他人反驳说，如果绕树一圈，松鼠在树上，就不可能不绕树上的松鼠一圈。

那么，究竟这里面有没有真理性的确定知识呢？就在这时，詹姆斯到了，大家自然请他来评判裁决。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会怎样回答那个问题呢？詹姆斯的裁决结果是双方都有道理。他的理由在于，当甲方说此人绕了松鼠一圈的时候，他事实上是说，人在一个限定的时段内分别而且有秩序地到达了松鼠所在位置的东边、南边、西边和北边，然后，他再次到达了松鼠的东边。而当乙方说，这个人事实上并没有围绕松鼠一圈时，其理由是：这只调皮的小松鼠始终正面对着他，所以，此人并没有能够在一个有限的时段内分别而且有次序地从松鼠的正面到达它的左边、后边、右边，最后再到达松鼠的正面。

由此可见，在这个争论中，双方所用的词语“绕一圈”的意义是不同的，由此产生了前面的分歧。所以，詹姆斯的裁决实际上表明了，要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首先必须明确“绕一圈”这个概念的“引导”意义。一旦这个词语的意义清楚明白，我们就能明确地判定人究竟有没有绕松鼠一圈。

在某种程度上，杜威继承了詹姆斯关于纯粹经验以及真理问题的阐述，并予以发展。在杜威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坚持认知与行动二分，认为只有认知方式才能把握真实的自然。但是，认知活动本质上只是一种静观沉思（theoria），自然作为先天实在的对象必须先于认知主体而存在，所以，由认知所获得的经验也必须是关于对这一先天实在即自然的揭示。与此同时，那一先天实在只能通过主体的认知能力来证明，由此，经验便与主体的主观意识经验相等同。对此，杜威曾经断言：

自从17世纪以来，这种把经验和主观私自的意识等同起来的经验概念，就一直和全部由物理对象构成的自然对立起来，并已大大地蹂躏了哲学。[2]

在杜威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对经验概念的曲解首先源自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误解，未能从实际发生的视角来看待二者的关系。杜威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对象性的认识关系，而是生存论层面的关系，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无论他情愿还是不情愿，他总是与这个自然同呼吸、共命运。”[3]实际上，人本己地居有这个自然，然后才能开展一切具体类型的生存活动。基于此，人不是作为旁观者来静观这个自然，而是向来就与自然产生互动，这一互动的方式和结果就是经验，就此而言，真正的经验乃是前反思的生活之流。这里的经验包括“开垦过的土地，种下的种子，收获的成果以及日夜、春秋、干湿、冷热等变化，这些为人们所观察、畏惧和渴望的东西；它也指种植、收割和工作以及欣快、希望、畏惧和期待，还有求助于魔术或化学、垂头丧气或欢欣鼓舞的人。”[4]

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传统的哲学对经验的理解“虽不全然一致，但是，它们都以为经验断不出乎特殊、偶然和盖然的水平之上。只有在起源和内容方面均能超出任何意想到的经验以外的某种力量才能达到普遍、必然而确实的权威和领导。[5]”与此不同，杜威则认为，经验可以是生活的指导，“经验在它自身里面含有结合和组织的原理，这些原理并不因为它们不是认识的而是生命所关的和实用的就减损了价值。……这个生命所固有的组织无须一个超自然的和超经验的综合。它作为经验内的一个组织因素，供给智慧的积极进化的基础和养料。”[6]

杜威也特别强调，经验是建设性的，它不仅形成我们的习惯，而且也支持我们发展新的经验。基于经验的特殊作用，杜威由此引出了其对智慧的独特理解：

我们利用自己的既往经验，来造就新的、更好的经验。于是经验这个事实就蕴含着指引它改善自己的过程。……和经验分立的一种能力，所谓“理性”，曾指引我们到普遍真理的高级世界中去，到如今已令我们觉得是渺茫、没趣、无关紧要的了。……从既往经验发出的提示参照着现在的需要和缺乏等事实而发展起来，成熟起来……对于以建设性的形式来备充新的目的，由这种经验的提示而来，我们对此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智慧”。在经验进程中，承认主动的、计划性的思考之地位，这件事根本上变更了关于特殊与普遍、官能与理性、知觉与概念等问题的传统看法。……因为理性就是实验的智慧……它拟出一个更好的未来，并帮助人们去实现它。而它的作用又常在经验中接受检验。所拟定的计划、即人计划用来指导改造活动的诸原则，并不是独断的。它们只是假定，是要付诸实际的，以检验其对指导我们目前的经验成败而可以随时加以修正、补充或者撤销。我们可以叫它们行动纲领，不过，它们既是用以维系我们未来的活动，道以绳墨免其妄作的，它们也是很灵活的。智慧并不是一旦得到就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它常常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要想保存它，就要随时戒备着，观察它的结果，而且要怀有虚心学习的意愿和重新调整的勇气。[7]

杜威由此将智慧理解为内在于经验中的行动纲领，而不是以永恒而普遍的、超出经验之外的事物作为对象。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杜威对与寻求绝对不变的确定性相联系的理论活动展开了持续的批判，强调了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并指出，我们应该通过主动地控制变化着的事物进程的方法来寻求安全感，应该去争取“操作中的智慧”。在他看来，一个人之所以是有智慧的，并不是因为他有理性，或者可以掌握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或者根据这些真理演绎出一般规律，毋宁说，一个人有智慧，乃是在于他能够估量情境的可能变化，并能根据这一实践智慧来采取适当的行动。

注释

[1]James,W., “Pragmatism’s Concept of Truth”,in Truth,edited by Simon Blackburn and Keith Simm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6.

[2]［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3]［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4]［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5]［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1页。

[6]［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9页。

[7]［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1-52页。

参考文献

1.James,W.,“Pragmatism’s Concept of Truth”,in Truth,edited by Simon Blackburn and Keith Simm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

3.［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4.［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