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概念的相关文献，有影响力的大致有三类：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中强调的分层和支配，以及与保罗·迪马乔和沃尔特·鲍威尔的分析组织间关系的制度主义【1】。从理论质量和相关度来说，首先梳理布迪厄。为高效与易懂之便，主要参考著作为《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2】。

场域-资本-惯习是布迪厄理论中浑然一体的三个概念。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实证研究中的运用，而不是提供概念谈资：“一位力图传授科学惯习的社会学家，与一位高级体育教练，而不是与巴黎大学的教授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p.345）

准确理解是恰当运用的前提。对三个概念的孤立理解和静态理解都是错误的，它们都体现了何为“从关系角度”思考，而且两两之间也有关联关系。布迪厄所信奉并持续推行的观念来自马克思：“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这样的社会关系复杂多样并彼此交织，为了准确刻画不同层次的关系，布迪厄不再“空泛”使用社会概念，而是采纳了“场域”和“社会空间”概念，以免除同质化之嫌：“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 一套共享的文化、 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pp.16-7）

场域即关系。首先，这种关系是一种“客观关系”。布迪厄又一次援引马克思：“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其次，“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类型的场域，一种场域内的支配逻辑“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各自的支配原则不可公度，而生意场（诞生于经济场域）与友谊或爱情这类关系不可相容。（p.133-4）

就“场域”“资本”“惯习”三者的关系而论：“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场域是“客观”的，惯习和资本则是个人化的。资本是行动者在场域中据以发挥影响力的禀赋，惯习则是社会化的结果。

在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关于场域概念尚需预先说明的是：其一，此概念来源于物理学，机制类似于电场或磁场。“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其方式很像磁场），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p.17）

其二，社会科学的主要着眼点应为场域或关系，而不是惯习或个体：“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一旦我说到一个场（域），我的注意力就会紧紧盯住这种客观关系系统的基本作用， 而不是强调这些粒子本身。而且我们可以遵循一位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的公式，指出个人就像电子一样，是场（域）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场域作用的产物。……场域的观念提醒我们，即使人们在构建一个场域时不能不借助个体（因为统计分析所必需的信息一般都与个人或机构相联系），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也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pp.145-6）以场域为焦点，读者才不致迷失于布迪厄的经验研究中所讲述的故事本身。

场域与资本、场域与惯习都是“循环”定义的。

就场域与资本之间的“紧密相连”关系而论：“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某种[社会]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在经验研究中，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如出一辙。……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pp.135-6）

换言之，对特定场域而言有效的资本，亦即契合于此能够发挥作用的合法“禀赋”：“在进入场域的过程中，只要人们拥有了某种确定的禀赋构型，他们在被遴选出来的同时，就被赋予了合法性。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去识别这些能够发挥作用的禀赋， 这些有效的特性，也就是这些特有的资本形式。……至于场域的结构……则是由在这一场域中灵验有效的特定资本形式的分配结构所决定的，这意味着若我对特定资本形式的知识确凿肯定，我就能分辨出在这个场域中所有有必要分辨的东西。”于是，场域决定了可作为资本的禀赋的合法性，而资本又决定了场域的结构，布迪厄也承认“这里存在一种解释学循环”：“要想构建场域，就必须辨别出在场域中运作的各种特有的资本形式；而要构建特有资本的形式，就必须知晓场域的特定逻辑。在研究进程中，存在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因此，这类的研究既颇费时日，又艰苦异常。”（pp.147-8） 引文最末一句关于“艰苦”的喟叹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这里所承认的“解释学循环”并不是什么理论时髦，也不是折中调和，而是学者在必须从事的经验研究中所必须面对的难点。

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循环关系则体现为某种“双向的模糊关系”。其一，惯习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特质，自身就体现了“社会化”和“主观性”之间的张力：“惯习，就是认为所谓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其二，惯习与场域同为“历史性行动”的不同体现，二者的关系即为“历史性行动分别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这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乃是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前文曾引述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场域而非个体，而此处更为明确地论及场域并不对应于“群体”，从而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既非个体亦非群体，而是惯习与场域之关系。）

进一步说，场域与惯习的关系是“双向模糊”的，但并非不可描述。二者的双向作用方式表现为：1.制约（conditioning）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是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2.认知建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个人为之投入和尽力的世界。总之，场域与惯习的双向作用意味着社会现实的“双重存在”：社会现实既存在于事物（即场域）中，也存在于心智（即惯习）中。

就认知建构关系而论，布迪厄引用了帕斯卡的名言：“世界包容了我，但我能理解它”。就制约关系而论，布迪厄又着意强调：“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它感觉不到世间的阻力与重负， 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就双向关系本身而论，布迪厄走向了现象学：“在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中，历史遭遇了它自己：这正像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所说的，在行动者和社会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真正本体论意义上的契合。”

与传统形而上学比照，惯习的地位似乎并不高：布迪厄将之比作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或柏拉图的“恰当的意见”（在真理vs.意见的对照中，意见为哲学家所轻视）。但布迪厄要强调的是某种水到渠成的无意识：“性情倾向[对应于惯习]和位置[对应于场域]彼此适应，‘游戏感’和游戏互相契合，从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行动者们做了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却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明确地提出来，未经盘算，甚至也没有意识到，在话语和表象里也反映不出来”（pp.170-3）

而关于惯习自身的这种无意识的模糊性，仍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布迪厄认为“能够界定真正的人类社会实践的东西”并非个人与结构、个人自发性与社会约束、自由与必然、选择与责任、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这样一些清晰的二元对立框架，而是“无意图的意向性”、“前反思的（prereflective）下意识的把握能力”这些似是而非的一元论要素——惯习正有此种模糊性，而在惯习和决定了惯习样态的世界之间有某种“本体论契合”。确切地说：“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与此同时，场域中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拥有强势资本者）的屈服也是惯习使然，而非屈从意识的结果：“这种屈服源于他们的惯习与他们身在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于社会化了的身体的内部。事实上， 它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的身体化’”。（pp.21-6）

基础概念的界定之外，尚余一处值得一提的概念细节，和一处必须回应的方法要点：

概念细节关于“元场域”和“元资本”。在种种场域之中，布迪厄强调了国家的特殊地位，将之作为“诸场域的聚合体”而刻画为元场域（meta-field）。这令人略感费解，不过，考虑到场域与资本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也就不难理解了：现代国家的集权化（尤其是“科层国家”的出现）催生了一种“中央集权资本”，使得国家能够“对不同场域和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资本施展权力”，可名之为“元资本”（meta-capital）。既有元资本，即有相应的元场域。（pp.152-6）

必须回应的方法要点则涉及究竟如何理解“关系”，如何实现场域-资本-惯习这一概念体系所承诺的“从关系角度思考”。通俗来说，就是拒绝使用刻板印象和标签化术语，反对社会预先建构的那些“初始范畴”（例如老人、年轻、移民、半专业人士、贫困人口等），而直接面对关系事实本身。用理论术语说，要“想方设法抗拒我们骨子里那种用实体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基本倾向”。只有摒弃“实在论的阶级概念”和社会身份，摒弃“根据人群界定的集团”和“集团之间的对抗”这类分析思路，才有望真正着手考察场域概念所要求我们思虑的“关系空间”。而且，更为彻底的科学态度不仅要摈弃那些旧框架，而且应当优先“将社会上预先构建的对象的社会构建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做出彻底反思。（pp.351-3）



注释
[1]见词条：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756384/obo-9780199756384-0164.xml
[2][法] 皮埃尔·布迪厄  [美] 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 李康 译，邓正来 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