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种关于“人是什么”的学术探索，就有多少种关于自我的（以及相应关于社会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构设。现代人的“自我”理解深植于“个体”概念，在当代诸理论中尤其与“身份认同”（identity）相关联。

借助当代重要理论家的工作，可识别出典型的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探寻的途径和结果有以下特征【1】：

▎缺乏本质

当代儒家角色伦理（role ethics）将人界定为没有主体性的个体，为的是根本地克服个人主义【2】。这样的全然角色化的自我，当剥离掉生活关系中一层又一层角色身份（例如作为伴侣、作为家长、作为雇员、作为朋友等）后，就什么也不剩。角色伦理的经典比喻是洋葱模型：个体存在者并非有坚硬内核的桃子，而是被层层角色包裹起来的中空的洋葱。

角色伦理并不符合传统儒家的自我观念，但恰好暗合于西方（尤其是法国）“无主体哲学”（philosophy without subject）这一当代潮流。美国式的“儒家”角色伦理是肤浅的：个人主义是病，角色伦理是药，简单粗暴。法国式的无主体哲学及其社会学效应则无论就思想而言还是就方法而言都严肃且重要得多。布迪厄在1967年一篇合著长论文【3】中再现了一种法国式无主体哲学从诞生，到式微，再到复兴的过程。布迪厄借助这样的厘清和清理而认定：自我分析不应采纳韦伯式的价值中立原则，不应假定一种客观化的主体，亦不可能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抛弃先入之见；与之相反，自我分析应采纳一种反观性（reflexivity）即“以自反的方式进行反观的实践”，由此“控制”自身的既往社会经验，将其中的不利条件“转化为资本”【4】(《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pp.194-6)。

上述两种“非本质”的自我研究路径都强调各自的积极意义：角色伦理强调只有彻底拒绝假定个体自我是拥有主体性的能动主体（agent），才能克服现代性导致的个人主义危机。布迪厄的反观性方法则既反对萨特式的将主体意识投射给客体的路径，又反对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只对客体进行客观化的路径，强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站在具体个体的自我立场上理解其处境与特质。

在另一位同样重要的当代理论家齐格蒙·鲍曼的概括中，现代人失去本质的因由在于现代性自身的“流动性”。这首先导致的是安全感的丧失、确定性的瓦解、以及个体的自我责任重负：“我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就是一种个体化的、私人化的观点，形成模式的重担和失败的责任，都首先落在了个体的肩上。依附模式和互动模式的转变——‘液体化’——已经开始。……像所有流体一样，这种模式不能长期保持它的形态。塑造它的形状比保持它的形状更为容易。固体是一次定型，并且一劳永逸。保持流体的形状要求长期予以密切注意，同时保持警惕，并付出持久的努力——而且即使是这样，这种努力能否取得成功，也只是一种预想。”【5】

鲍曼的洞见在于：现代人容易塑造出自我的某些特质，但很难保持它们；且若要保持自我珍视的若干属性，则须付出似乎注定失败的艰辛努力。无论对自我本性的这种流动性做出何种褒贬评价，鲍曼描述的是现代个体探寻和型塑“自我”时充满挑战与危机的艰难处境。

▎孤立无援

缺乏本质会导致个人的无根基感。如果再加上社会纽带的松散和易变，现代人自我概念的形成和自我生活的展开就进一步丧失了确定和笃定。

现代世界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这是现代人的生活和生活观的共同底色。关于人类世界的世俗化，查尔斯·泰勒围绕“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这一诊断做出了最细致入微的刻画（《世俗时代》第三章）：“这包含了一种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新式自我理解的成长和加固，这种自我理解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首要地位。……谈到我们的自我理解，尤其值得关注我们的‘社会想象’，也就是在理论出现之前，我们在当代西方世界对社会生活的集体想象。”【6】

相较而言，早期人类无法脱离其社会母体和宇宙观念而想象自我：“人类能动者嵌入社会，社会嵌入宇宙，而宇宙包含了神”【7】；“嵌入既是身份认同问题（自我想象的语境限制），也是社会想象问题（我们得以思考或想象整个社会的各种方式）”。【8】

“脱嵌”的历史则大致经历了轴心时代和现代宗教改革（尤其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两个步骤。人类通过第二个步骤开启了现代社会：一方面，现代人全然“不再嵌入宇宙论的神圣”，而且全体现代人都是如此；另一方面，现代人也不再嵌入社会的神圣，并设想出一种实际上已经变得可有可无的人-神关系。

就社会而言（《世俗时代》第四章），现代人不再是嵌入某种既定旧秩序而进入社会，而是创立某种新秩序而组织社会。典型现代社会是格劳秀斯-洛克式的，即契约式的。这种契约社会以社会成员的某种自我本性为出发点：“人类是合理、合群的能动者（rational, sociable agents），他们为了互利而和平协作。”【9】经由洛克的理论化，这种合理、合群、和平、互利协作的社会关系模式成为缜密的、以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假定为出发点的制度网络。在此后的晚近四百年间，“此社会观中所隐含的道德秩序观念经历了双重扩展：一是在广度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其中，已成为主流），一是在强度上（它所提出的要求更猛烈，更详细）。”【10】

作为现代人，如果再次反观“前现代”社会，考虑到现代社会关系是取代各类旧式社会模式而建立的，则有助于消解一些关于自我、关于人性以及关于社会的理所当然的假定：泰勒选取了两大类“前现代道德秩序”以供对比，一类是“以某群人的律法（Law）观念为基础。此律法自远古起就治理此民，某种意义上也定义此民。这一观念似乎在印欧部落中广泛传播，而这些部落在不同阶段涌入欧洲。”另一类是柏拉图式等级观，“围绕社会中的等级观念来组织的，而此等级表达出、且对应于宇宙中的等级。……正是从此观点引发了这样的观念，即人的领域的失序将在自然中产生共鸣，因为事物的秩序受到了威胁。”而与这两类前现代秩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规范秩序的基本点是构成社会上个体间的彼此尊重和相互服务。”【11】

这种理性且合群的个体自我间彼此“平等”、“尊重”、“合作”及“服务”的理想图景，似乎足以替代由嵌入而获得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传统模式，并足以提供新的形成自我理解和社会网络的一切相关资源。但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就连查尔斯·泰勒也承认个体本真性尽管是一种值得捍卫的理想，但它实际上既面临诸多障碍，又形成了不同方面的关乎“成为你自己”的庸俗的、自我沉湎的（从而滑向相对主义的）版本。所以，现代人的寻求自我价值的道路注定要克服现代性自身所导致的三重“隐忧”（《本真性的伦理》第一章）：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主导性，以及工业-技术社会对个人的结构性、制度性限制。

齐格蒙·鲍曼亦经由另一种论述途径刻画出现代“非人性化的（impersonal）契约”关系所导致的个体自我孤立无援处境【12】：他将“爱”与“交换”置于人际关系连续统的两个极端，爱是完全的人性化关系，交换是全然的非人性化关系。在现代人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恰是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了两种纯然的极端情况：“我们与别人结成的关系之所以会含混不清，大多可以归因到这两套各执一端、互补却又互斥的期待之间的诸多张力和矛盾。……人性化关系固然是对非人性化世界的一种回应，但也存在诸般张力，其原因正在于这种暧昧含混。”这两种对人际关系的期待进一步被鲍曼刻化为两种“如果分别追求，难以同时满足”的需要：一为“归属感的需要”，另一为“个体性的需要”。

其中，归属感的需要促使我们“寻求与别人结成牢固而有保障的纽带”，个体性的需要则促使我们“趋向私密性”以便“免于压力，摆脱要求，可以去做任何我们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在鲍曼看来，这两种需要同样“紧迫”且“强烈”：“越是接近于满足某种需要，就越是会痛苦地感到另一种需要被忽视……没有私密性的共同体固然能让人感到有归属，但更可能让人感到受压迫。而没有共同体的私密性固然能让人‘做回自己’，但更可能让人感到孤零。”

总的来说，现代社会生活更近于个体性一端而远于归属感一端，近于非人性化关系一端而远于人性化关系一端。所以，鲍曼将现代人的关系处境描绘为以非人性化关系为日常而又极为渴望人性化关系，并一笔带过地注意到这在年轻人和退休者身上产生的双向影响：“我们的接触越是漫不经心、转瞬即逝，扩展人性化关系的领域的倾向就越是强烈。这就会迫使人们将只适合于人性化交往的期待扩展至最好以非人性化方式实施的互动。因此，骤然之间穿越于两种世界的人，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对于非人性化世界中那种冷漠的憎恨。比如说，年轻人行将远离充满亲情和青春友谊的关爱世界，会发现自己进入一个属于就业和行业惯例的情感冷漠的世界。那些退休的人会发现失去了工作所提供的结构、节奏甚或现实感，找到了自我。”【13】

格外有趣的是，在讨论归属感和个体性这一对需要时，鲍曼亦毫未遗漏任何要点地同时强调【14】：个体性和私密性固然能让我们专注于“我们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值得做的事，也是被他人评估为值得做的。”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现代人自我建构的第三类特征。

▎受制于文化和社会规范/符码（codes）

自我概念至少涉及“自我理解”和“自我形象”两个层次。前者偏于探寻和形构，后者则不可避免地与展示、亦即与一种呈现式自我（presentation selves）【15】联系在一起。

这涉及自我如何与他人互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自我如何实现“主我（I）”与“客我（me）”之间的统合（unity）与融贯（coherence）。在此每个研究者都很难忽视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的理论贡献。作为社会学中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米德在其核心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中不仅刻画了自我与所处世界之间的“调试性关系”（adjustive relationship）——即自我通过沟通而借助他人了解自身，依照他人的反应评估我们的行动和表达——从而一方面反映周遭群体的期待，另一方面在社会背景中有所习得并对所处世界有所作用，最终经由沟通过程生成我们的自我主体性；而且，米德的重要理论贡献也包括刻画了自我在与他人的互动沟通中生成主体性的三个阶段，即“预备阶段”（preparatory stage），“玩耍阶段”（play stage）和“博弈阶段”（game stage）。其中，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是习得语言和对角色赋予感情。

语言在社会符码中的地位在查尔斯·泰勒的著述中也获得了强调，他不仅在2016出版了题为《语言动物》的专著（The Language Animal: The Full Shape of the Human Linguistic Capacity），也在巨著《世俗时代》第三章的一个角落里专门宕开一笔区分了个人“嵌入”社会和对社会脱嵌的两种模式：形式模式和质料模式。尽管在内容/质料层面，我们“可能是去学习做一个个体，要有自己的意见”，要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脱嵌的现代人；但，在形式模式层面，我们“总是”被嵌入一个特定社会，泰勒在此的举例即是“我们靠着进入某种语言，在对话中弄明白身份认同”。【16】

鲍曼论及现代个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形象如何受制于文化（尤其是受制于取代了生产式文化的消费式文化）和社会规范时，强调了基于“榜样”（model/example）的新影响力模式对基于“权威”（authority）的旧影响力模式的取代（《流动的现代性》第二章；《社会学之思》第九章）：“不要告诉我，做给我看”是对榜样式新影响力模式的概括。人们通过对消费社会中的榜样与典范的模仿、通过追逐时尚和潮流、通过寻求关于生活“诀窍”的建议和指导而确立自我形象，巩固自我认同。消费者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促使人们去寻找榜样，而不是去寻找领袖。促使人们去期待成为关注焦点的——所有和任何一个——名人来为他们展示什么是‘要紧的东西’。”由是，模仿模式代替了服从模式，成为个体自我迎合社会期许的主要途径。

更为根本地，“榜样”对“权威”的取代也影响了鲍曼所论及的归属感-个体性这一对需要的满足，影响了“爱”与“交换”这两个极端在真实人际关系中的复杂混合【17】：因为负担得起身份-形象塑造成本的人们完全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有能力“将一整套身份/认同拼具（identikit）中的各式配件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客户定制自装式自我（DIY customized self）”。这类迎合人际关系市场的DIY样例包括令自我表现为思想解放的人、表现为周全体贴的人、表现为体魄强健的人、表现为脾性随和的人、表现为雄心勃勃的业界强人、表现为心性浪漫的多情爱人、表现为上述形象的各类可能拼合等……重要的是，当所有这些特性都能够通过学习运用纷繁多样的消费方式而获得时，甚至，当现代人能够通过迎合市场推崇的身份认同而直接在人际关系中轻易获得赞同与肯定时，就直接缓解或规避了寻求自我价值过程中的痛苦。

在此，鲍曼碰巧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泰勒的本真性理想：“想要在市场上追求本真的自我，只能是一种幻觉。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表象。就我们其实是谁而言，并不存在任何更为深层的实在。”自我形象的表象和外表“被制造出来”，并“在与不停消费相伴随的诱引（seduction）中被穿穿脱脱”。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非人性化关系对人性化关系的压倒，是交换对爱的消解，最终也是对无论就归属感而言还是就个体性而言的自我需要问题和自我身份认同问题的回避：“鉴于有那么多的备选方案可以被广泛利用，并且越来越流行，通过互惠之爱来解决自我认同问题的驱力所要求付出的努力就更没什么机会取得成功了。”

由是，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追寻和自我形象受制于消费文化，并加剧了缺乏本质且孤立无援的境况。

注释
【1】此次文献梳理大致以齐格蒙·鲍曼和查尔斯·泰勒对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诊断为主线，穿插组织起其他理论线索。带有整理者的个人学术倾向。
【2】见安乐哲（Roger T. Ames）、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等人的相关著述。
【3】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in France Since 1945: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Philosophy without Subject”
【4】布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陈圣生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pp.194-6。另参考布迪厄《自我分析纲要》第二和第三部分，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三部分等。
【5】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p.33
【6】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p.169。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下同。
【7】同上，p.175。
【8】同上，pp.179-80。
【9】同上，p.183。
【10】同上，pp.184-5。
【11】同上，pp.197-90。
【12】详见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社会学之思（第三版）》，李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pp.144-6。
【13】同上，p.133。
【14】同上，p.145。
【15】同上，pp.166-7
【16】《世俗时代》，p.181。
【17】《社会学之思》pp.140-1。

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e1i5Rbkfvgwomn_v2n84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