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质主义”既是一种思维倾向，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表现为对宏观世界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永恒的、固定的“一”的追寻。人们相信这种倾向和方式能够带给自己确定性与安全感，乃至于即使发现那个“一”只是“家族相似”，人们仍会持有上述信念，因为习惯的力量。那么，这种“本质主义”倾向从何而来，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的呢？其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深层的根据呢？探讨它又有何现实意义呢？我们上一次考察了“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根据，这里将进一步解析“本质主义”的基本方法，即经典的归纳和演绎方法。 

二、“本质主义”的经典方法论——归纳与演绎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人们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探求事物的本质的，比如信仰的方式（宗教神学研究）、直觉的方式（神秘主义）、理性的方式（哲学、自然科学），等等。从传统形而上学出发，理性的方式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我们接下来将主要讨论这类方式。概括而言，理性使用的逻辑工具主要有两种：归纳和演绎。被誉为“逻辑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人们的认识活动的一般程序，即，从特殊现象出发，通过归纳抽象而达到普遍原理，即那个“一”；再以普遍原理为前提，通过演绎推理，得出关于特殊事物的结论。【1】

应当说，不管是对我们的哲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还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归纳—演绎”程序都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例如古巴比伦的天文观测。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丹皮尔曾这样介绍巴比伦的天文观测，“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已知最早的准确记录是关于金星出没的记录。巴比伦空气晴朗，从那时起，僧侣们就夜夜观察天空的景象，并把他们的观察结果记录在土碑上。” 【2】通过对观察结果的归纳整理，“他们渐渐看出了天文现象的周期性”，并得出了一个普遍原理：“据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文件说，到后来，他们已经能够事先计算出太阳和月亮的相对位置，”然后把它运用到具体的天文观测中去，“因而也就有可能预测日食、月食了。”【3】这一方法不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到普遍应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得到贯彻执行。比如，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煤炭都是黑色的，于是由此得出如下结论：所有煤炭都是黑色的。我们把黑色看成煤炭的本质，至少是本质特征之一，并把它运用到生活之中。每当想要形容一个人皮肤黑的时候，我们会说：“瞧，你的脸黑得跟煤炭似的”。再举一例。我们前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昨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今天仍旧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断定：明天太阳也将从东边升起，以后每天太阳都将从东边升起。这种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简单枚举法”，它是最基本的归纳方法。所谓简单枚举法，就是通过列举某一类事物中的一部分成员具有某种属性，进而得出结论：该类事物的全体成员都具有这种属性。【4】它的基本推理形式如下：

S1是P，
S2是P，
S3是P，
……
Sn是P，
所以，所有S都是P，
或者，Sn+1也是P。

通常把前一种形式即“所有S都是P”叫做“归纳概括”，而把后一种形式即“Sn+1也是P”叫做“归纳预测”。【5】那么，这类归纳方式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足够的确定性吗？让我们来做一下“思维体操”，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为了迎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特制了一种漂亮的烟花，决定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即2022年2月4日20点0分0秒燃放。这种烟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被点燃升空绽放的时候呈现绿蓝色。如何才能呈现“绿蓝色”呢？我们在烟花上设置了一个特殊的装置（一支烟花上配置一个装置，每个装置上的时间只可设置一次），使它在2022年2月4日20点1分0秒之前都呈现绿色，而在2022年2月4日20点1分0秒之后都呈现蓝色。通过这个设置，一支烟花燃放一次却可呈现两种不同的颜色，更加绚丽夺目。现在，我们需要检验一下，这样的烟花是否被制造成功。我们观察到：2022年1月6日燃放时，烟花呈现为绿色；2022年1月7日燃放时，烟花呈现为绿色；2022年1月8日燃放时，烟花还是呈现为绿色……我们此时陷入了一个思维困境，如果按照通常的思维习惯，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这种烟花在燃放时一直都呈现绿色；但是，因为那个特殊装置，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这种烟花在燃放时可能呈现绿蓝色。我们对完全相同的经验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却得出了两条完全相反的结论。

实际上，上述事例是由尼尔森·古德曼所提出的“绿蓝悖论”【6】的一个翻版。这个例子说明，通过经验事实的反复观察，然后归纳得出一个看似普遍性的结论，这个过程和结论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甚至可能导致内在矛盾。

聪明的你可能会问：如果说归纳方法不能给我们带来完全的确定性和必然性，那么演绎推理呢？它的普遍有效性总是无可置疑的吧？诚然，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传统中，人们惯常认为演绎推理具有必然性，因为它的基本特征是：当所有前提为真时，结论必然为真；也就是说，演绎推理的前提的真实性对其结论的真实性提供了完全的支持。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这种逻辑联系就是所谓的必然性联系或保真性联系。【7】例如：


所有的理发师都是不给自己理发的，
张三是理发师，
所以，张三是不给自己理发的。

它的推理形式是：

所有M是P，
所有S是M，
所以，所有S是P。

这一推理形式中的“S”、“M”和“P”都是词项的变项，可以用任何词项来替换它们。我们不妨用“蛇”、“爬行动物”和“用肺呼吸的”来分别代替“S”、“M”和“P”，于是得到另一个推理：

所有的爬行动物都是用肺呼吸的，
所有的蛇都是爬行动物，
所以，所有的蛇都是用肺呼吸的。

演绎推理之所以看起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演绎推理的内容没有超出其前提所规定的内容，因而是非扩展性的。鉴于此，当演绎推理的前提为真时，其结论也必然为真。然而，演绎推理看起来真的那么无懈可击吗？假如现在告诉你：如果“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并且“有一只天鹅是黑的”，那么，“1+1=3”。你肯定会觉得，这是在信口雌黄。但是，从纯粹的演绎推理来看，那个推理是有效的，它属于“A•¬A→B”这个逻辑表达式。参照真值表（如下），“A•¬A→B”是重言式。“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与“有一只天鹅是黑的”确实是一对矛盾，因此，我们当然可以由此推出“1+1=3”。

A
¬ A
A•¬A
A•¬A→B
1
0
0
1
0
1
0
1

然而，如果真的“矛盾蕴涵一切”，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由牛顿力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推出“牛顿是中国人”，我们还可以由罗素的“集合论悖论”推出“公鸡会下蛋”，等等。我们所栖居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处在矛盾运动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可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有确定性可言吗？又从何处找寻安全感呢？

也许，我们不仅忘了对探寻万物本原或者本质的方式进行怀疑，更忘记了从出发点上来展开反思：我们始终相信在这个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各类事物和现象背后有一个主宰和始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有一个大写的“一”。我们鲜少对这条“最后的底线”产生怀疑，即便是推崇普遍怀疑的笛卡儿，也对“我在怀疑”本身不会怀疑。现在，让我们试着更进一步，对这个大写的“一”说“不”，换一个角度追问自己：如果这个所谓的“本原”、“本质”或者“一”根本就不存在呢？或者退一步讲，它根本就无法为我们的理性所认知呢？如果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是由那个大写的“一”所主宰和解释的，那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注释
【1】参见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2】（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同上。
【4】参见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5】参见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第267页。
【6】绿蓝悖论（grue-paradox）又被称为“新的归纳之谜”（the new riddle of induction），由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1906-）在其著作《事实、虚构和预测》（1955年）中提出。古德曼首先引进了一个新的颜色词“grue”（green-blue，绿蓝），根据通常的颜色词“绿”和“蓝”来界定“绿蓝”的含义：某物x在一定时间t被认为是绿蓝的，当且仅当x在t之前是绿的，或者在t之后是蓝的。
【7】参见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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