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生意义的哲学追问，恰与人生意义本身的丧失相关。否则，意义不会成为问题，可能只会是人们日用而不知的现成价值。这是个存在主义意味极其显著的主题，但清晰起见，我的文献梳理将从分析哲学脉络开始。以色列学者Iddo Landau曾在一篇短文（1997）中总结道：追问人生的（生命的）、世界的或存在的“意义”何在，或抱怨其无意义（meaninglessness），二者是同一类问题的两面，而且此种追问或质疑在西方文化中是相对晚近的现象——只是近二百余年，人生意义才成其为问题。

这篇文章值得一提，一则在于它准确划定了“意义”问题的两个思考方向，二则在于它回答了现代人何以追问意义问题，换言之，回答了人生意义为何到现代人这里成了问题。就前者而言，此文提醒我们聚焦于“意义”的两重实质意涵：

1、重要性（importance）或相关性（relevance）。有意义,意味着对个体人生而言重要或相关。无意义意味着无关紧要。

2、可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人生意义关乎个体对自我人生的理解，这意味着对特定个体而言不可理解的重要之事，亦无法成为其本人的人生意义。从而，人生意义概念涉及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概念。

就后者而言，Landau从三方面解释了对人生意义前所未有的追问和质疑在现代社会因何而起：

●  1. 生活信念与社会心态的世俗化。科学与理性取代了宗教，成为人生意义的来源和阐释途径。就人生意义的重要性意涵和可理解性意涵来说，科学最初是的合格替代物，但两个当代趋势导致了意义危机：一是科学日益实用（pragmatistic），物事之价值日益要靠其实用性而得以衡量。二是科学知识日益相对（relativistic），丧失了精确、确定、必然和客观。
●  2. 技术与经济的迅速而持续的变迁。无物不变，且服从实用，这加剧了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相对性感知：如果人生中相关物事的同一性（identity）和价值始终处于迅疾而又随机的变化之中，人们就倾向于它们原本就不具备这类特性或价值，从而加剧无意义感。
● 3. 幸福快乐理想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 of the ideal of happiness）。近代以来，人们的自我理解和日常生活理由日渐围绕幸福快乐而展开，这亘古未有。不仅如此，幸福快乐的意味还日渐等同于愉悦（pleasure）、乐趣（fun）、舒适（comfort）等——这些追求替代了沉思、荣誉、承诺等其他可能的幸福来源。这在两个方向都容易招致意义疑难：一方面，对愉悦和舒适的追求本身往往被认为是肤浅的，因而这类理想本身就会带来无意义感，将意义附丽于此并不可靠，有快乐而无意义的感受遂为常态；另一方面，追求快乐会引发对是否愉悦、是否有趣和是否舒适的过度关注，一旦稍有不适、无趣或痛苦，也会即刻感到无意义，而更早历史时期的人类生活并不致如此。

在此文对人生意义的现代危机的三重成因解释中，尤为重要的是它提示了“意义”与“快乐”之间的张力：对快乐的寻索，尤其是对愉悦、趣味意义上的快乐的追求，本身就是既可带来意义感、又会导致无意义感的因素。（除此，信仰的失落、对工具理性和实用性的排他式关注、以及流变不居等因素带来的价值无依状态反倒是一切现代性反思都难免提及的老生常谈。）

意义质疑之后是意义重建，一个有效的当代进路来自查尔斯·泰勒关于自我理解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强调（其问题意识不同于现象学的本真性阐释）。Landau的短文也提及泰勒的重要文献《本真性伦理》（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将之作为提倡一些新的精神理想和文化理想以切适于当前文化特质的努力。这种努力既非复古，又非逃离，亦非试图对抗或直接改造由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宰制的世界。

本真性本身就是“现代文化独有的”伦理规范形态（泰勒 2012: 32）。泰勒从文学批评家Lionel Trilling（1905-1975）那里沿用了本真性概念，它是对“忠实于自我”（being true to oneself）【1】这个道德理想的现代理解（modern understanding）的界定，而它也恰是“自我实现”（self-fulfilment）背后的道德预设（Taylor 1992: 15-16）。

泰勒把本真性理想的思想史渊源追溯至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卢梭（1712-1778）-赫尔德（1744-1803）：

哈奇森发展出一种转而遵照内在声音（a voice within / inner voice）的道德观，区别于前现代诉诸外在源头（例如上帝或柏拉图式善理念）的生活理解。去成为真正且完整的人类存在者（to be true and full human being），自此主要意味着与我们自身的内在道德感受保持关联，这产生了现代文化中的个人内向性（inwardness）。卢梭则是推动这一内向性变化的主要哲学家，他甚至发明了被泰勒评论为比任何道德观都更为基本的“存在之感受”概念，以之为一切欢愉和满足的来源；并将自我决定的自由推向极致。进而，赫尔德的贡献在于强调每个人都有做人的独创方式（original way of being human），每个人是各自的尺度（measure），若不如此，我就错失了我的生活的意义所在（the point of my life）。

总之，参照现代思想家所提供的一系列背景式理解，“忠实于自我”这一直接关乎现代人人生意义的本真性理想的确切意味在于：忠实于我自有的独创性（being true to my own originality），阐释它，发现它，在此过程中定义我自己，臻于自我实现。（泰勒 2012，Taylor 1992，第三章）

如果在此稍作停留，进一步揣摩现代人人生意义“内向”反求诸己的确切况味，或许值得整段重读泰勒对卢梭的“存在之感受”的整段优美描摹的引用：

“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单凭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不是一种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

这留下了后续文献整理的一个头绪，令我们从查尔斯·泰勒式的当代视角（而非某种康德式视角）进一步返回让-雅克·卢梭。

就人生意义的来源与内容而言，本真性所提示的最具现代意味的困难就变成了在遵从内心深层本意与自我独创性的同时与外界他人、人群、及历史源流保持深度关联。这样一来，泰勒对现代意义危机的机制理解就比Landau更为根本。在此有必要首先回顾他的一个历史诊断：嵌入vs.脱嵌。

泰勒认为人类世界的世俗化是经由一场“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完成的，这一过程始于轴心时代，涉及个人的自我理解、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以及宇宙嵌入的三方关系。早期人类无法脱离其社会母体和宇宙观念而想象自我：“人类能动者嵌入社会，社会嵌入宇宙，而宇宙包含了神”；“嵌入既是身份认同问题（自我想象的语境限制），也是社会想象问题（我们得以思考或想象整个社会的各种方式）”（《世俗时代》第三章）。

如果个体摆脱嵌入状态已经是事实上的历史趋势（而且是一种始于轴心时代而非现代文化的历史趋势），人类社会的个体化、以及在个体化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和合群模式就成了一个只好直面的课题。

【待续】

注释
【1】中译者对此使用了“对自己真实”这个缺乏语境意味的短语，反倒令人费解。另，考虑到儒家的“诚”概念常与authenticity对译，这里的being true to oneself译作“诚于自我”也未为不可。

参考文献
1、Landau, Iddo, 1997, “Why Has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 Arisen in the Last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Philosophy Today, 41: 263–70.
2、Taylor, Charles, 1992,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泰勒, 查尔斯, 2012, 《本真性的伦理》, 程炼 译,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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