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马克斯·韦伯的论域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实质上可统括为基督新教的“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思想关联。韦伯站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从当时德国某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切入，通过大量名人警句的引介和史料分析，最终论证了“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促使其完成了资本和财富的初步积累。在这个过程中，韦伯清晰的逻辑思路的演进被隐藏在其多次构建的“理想类型”以及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之中，并不显达。在这里，笔者试图从不同于韦伯的哲学视角出发，聚焦“天职”观念的词源学考察和思想史演变，尤其是其神圣面向与世俗面向的分离与结合，探讨并重构“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    

二、“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一种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1】。这些经济行为自古有之，而且也不仅局限于西方，在不同的文明型态之中，它们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或者是冒险家类型，或者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等等【2】。有鉴于此，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独特产物，而是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乃至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3】。但是，只有西方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它以理性的自由劳动为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之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性化，而且首先是一种以筹谋和计算为基本特征的工具理性。综上所述，我们在这里必须严格区分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前者自古有之，而且并存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后者仅在近代西方才开始萌芽，其根本特征是理性化，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便特指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因此，韦伯也强调，“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乃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所适用的对象只能是“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即“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4】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对象，我们无法采用传统的由亚里士多德创始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而只能尽量描述它如何与“天职”观念发生内在联系。

首先，“天职”观念不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内在原因，换而言之，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具有本体论含义的概念是独立于“天职”观念而自行生成的，它的产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性化过程而逐步演化。有鉴于此，韦伯也提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5】。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精神的最根本特征就是理性化，因而诸多非理性的行为，比如剥削劳工、非人道的工作条件、贩卖奴隶、掠夺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式的向外侵略等等，在韦伯看来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导致的结果：“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6】。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被归结为宗教改革的衍生产物，更不能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为宗教改革的被造物，因为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在宗教改革之前就业已存在。因此，韦伯在这里只是探讨新教的“天职”观念是否、又在何种程度上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7】。具体而言，“天职”观念的神圣面向和世俗面向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化特征是如何发生互动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又被赋予了哪些特性？

上述问题可以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警言中发现端倪。

韦伯主要援引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的一些段落【8】，从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具有如下禁欲性的伦理特征：

第一，勤奋、惜时。“切记，时间就是金钱”，“谁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
第二，诚实、守信。“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等。 
第三，进取。“切记，金钱具有滋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滋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
第四，节俭。“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我们如果仔细咀嚼富兰克林的这些“生意经”，就不难发现，他的所有道德观念都带有浓郁的功利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诚实是有用的，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和节俭都是有用的，有用即美德，而且守时、节俭和勤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禁欲倾向。其实，只要我们细致考察资本主义精神与“天职”观念，就会发现二者的内在关联：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功利主义色彩正好与“天职”观念的世俗特征相互呼应，与此同时，它自带的禁欲主义特质则来自于上帝的“蒙召”，即“天职”观念的神圣面向。如前所述，在加尔文之后，在与世俗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天职”观念的神圣面向逐渐外化为入世禁欲主义，它的世俗面向则逐渐外化为功利主义，入世禁欲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互生共养，又逐步地同资本主义理性化合流，于是最终实现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换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精神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如此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在其萌芽阶段，它只具有理性化这一特征，而理性化恰恰是用于实现欲望的扩张的。只是后来在与“天职”观念共同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逐渐被嵌入了鲜明的入世禁欲主义这个特征。对此，韦伯也强调，“在本文开头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其根本要素与我们这里所表明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9】

然而，正如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理性化才是它的根本特征，入世禁欲主义是理性化与“天职”观念发生互动的历史结果。鉴于“天职”观念在当时的世俗生活中以清教徒为直接对象，清教徒又只关心灵魂的拯救问题，而不太重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的积累，开始逐步迈入机器大生产的时代，与此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取代清教徒，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者，那么，在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天职”观念便也逐步失去了自身承载的对象，继而逐渐枯萎乃至消亡。这个过程也将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不再具有宗教的神圣面向，而只剩下冷冰冰的工具理性和纯粹的经济冲动。

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 【10】 

其实，在韦伯所生活的时代，宗教的根便已经在世俗经济生活中逐渐枯萎了，不难想见，“天职”观念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也业已死亡，无节制的物质欲望和机器的铁笼开始在尘世中束缚人类，无人知晓将来谁会在这铁笼里生活，也无人能够确定在这样惊人的发展终点是否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更不会有人知道“天职”观念能否找到一个新的思想载体而重新复活，进而为现今枯萎无根的资本主义精神注入新的活力。不过，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同样不难预见，在人类妄自尊大的情绪掩饰下，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到那时，“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1】。韦伯的预言不正是21世纪的我们正面临的真实写照吗？在世俗的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精神的神圣面向消失了，工具理性成为了最高价值，而诸神却隐匿了。这样一来，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催生了最为彻底的现代虚无主义，我们也正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种种恶果：巨大的社会震荡、疯狂的战争、极端的性自由对家庭造成的威胁以及亦因亦果的传统价值观的混乱，神圣面向的解构正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孤独、失衡、失落、焦虑甚至绝望。

有鉴于此，理清“天职”观念是如何在韦伯、加尔文、路德这些思想巨擘的灵魂中展开并显现自身，最终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又是如何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相互作用，从而在间接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便滋生了别具一格的历史效果与现实意义。

注释
【1】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3】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4】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5】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6】马克斯·韦伯 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7】马克斯·韦伯 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8】参见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14页。
【9】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0】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11】参见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12】参见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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