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研究，侠兴起于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的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侠依赖于地域、乡党、宾客等社会基础，多为集团活动的任侠、豪侠，拥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唐宋以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大多变成一种以个人活动为主的“游侠”。这成为后世所理解的侠的基本形象。【1】

尽管侠在上述两个发展阶段有诸多不同，但都被目之为侠。这是因为他们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恪守其独有的道德意识，如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2】；二是游离于政治统治之外，与政治权威处于对抗地位，如韩非所批评的“侠以武犯禁”【3】、班固所说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4】。由于第二点，游侠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厉打击和压制，难以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这也是汉代以后的正史中不见“游侠传”的原因。而由于第一点，游侠多以传奇形象在世俗文化中广为流传，在民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侠”自东汉起就开始突破武的领域，抽象化为一种超越精神，并首先进入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之中。【5】因此，游侠作为一种象征性意象，在历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绵延不绝。

对于晚清士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无疑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在提出政治革新要求的同时，也担负着道德重建的任务。在这种时代主题之下，传统的任侠/游侠【6】精神被重新发现并加以弘扬。晚清士人不仅著文褒奖，而且身体力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游侠之风，对于晚清的革命进程和社会道德产生极大影响。在这一风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谭嗣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学术与政治：游侠形象的重塑

游侠虽然多以急公好义、锄强扶弱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之中，但也有“以躯借交报仇”的一面。换言之，他们虽然有其固持的道德标准，但多是与个人恩怨相关的私德，未必与晚清的时代主题自觉相符。另一方面，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种对抗性格当然与晚清激进人士的目标有一致之处，但如何规范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将其引导到政治变革的轨道上，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游侠尽管在民间影响广泛，但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政治或学术派别，因而始终被摒除在传统学术主流之外。如何改变其在学术史上少人问津的边缘地位，重新引起士人的关注，也需要有所发明。

在晚清思想史上，谭斯同并非最早表彰游侠的思想家【7】，但或许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在其著作《仁学》的“自叙”中，他明确提到游侠，认为其源出于墨家之一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8】以任侠出于墨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担当意识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无畏精神，与任侠颇为相像。这让谭嗣同倾心不已，并以墨子“摩顶放踵之志”自任。

任侠的精神，被谭嗣同概括为“仁”。表面上看，他所提倡的任侠之风的根本精神与传统任侠相同，即仁（义）。不过，他对“仁”的内涵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定。在谭嗣同这里，“仁”的价值追求背后是他的“以太—仁—通”的宇宙论，“仁”是宇宙根本精神的体现。具体到伦理原则方面，“仁”并非传统儒家的主流观点强调的“爱有差等”，而是以墨家“兼爱”以及理学中“万物一体”思想为内涵的无差别的普遍之爱。以这种无差等之爱为前提标准，尊卑等级分明的“三纲五伦”遭到严厉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以“朋友”原则为核心的、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伦理规范。

在谭嗣同看来，在传统的“三纲五伦”之中，君臣关系是最不平等的一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9】。因此，他寻求一种激烈的政治变革方式来改变君主专制的局面，而以“仁”为己任的游侠无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10】

他认为西汉之“内和外威”与日本之变法自强，都与游侠风俗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中国当时所处的乱世之中，也应该提倡游侠，从而提振民气，倡导和培养一种勇敢无畏的社会道德，进而“鼓更化之机”，为反抗君权、伸张民权准备社会基础。

可见，谭嗣同所提倡的任侠，与“赴士之困厄”或“以躯借交报仇”的传统游侠形象相比有很大转变。游侠所从事的不再是局限于私德私恩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改变世风士气甚至世运国运密切相关的公共行为。将狂放不羁的游侠作为“拨乱之具”，实际上是将私德“收编”进公德之中。古代游侠的道德水准和政治主张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谭嗣同所提倡的游侠精神则与反对君权、伸张民权的政治理念直接相关联，与近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趋势相符合，其行为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因而，游侠成为挽救衰世、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

注释

【1】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收于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81页。
【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五蠹篇》，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9页。
【4】班固：《汉书·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9页。
【5】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收于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379页。

【6】关于“任侠”与“游侠”的区别，前人多有讨论，如方以智、钱穆、余英时等人都认为任侠为养士结客、为人所依附者，具有明显的社会集团性质；游侠则指单人或少数的侠客、剑客。（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325—327页）以上诸位先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区别，当属可信。不过，自唐宋以后，“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主要成为一种个人行动，“任侠”与“游侠”之称不再有明显的区分，因而“任”常被解释为“保任”、“放任”之意。（参见汪涌豪：《中国游侠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1页）晚清士人多用“游侠”，但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间或使用“任侠”一词；在晚清的语境之中，将两者作同义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游侠”一词，但在具体行文中则随论述对象而有所变化。

【7】郑观应是较早表彰任侠精神的思想家。他曾仿前人《剑侠传》而辑录《续剑侠传》一书，与原书合刊于世。其序言曰：“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提倡以剑侠用世。（参见汪涌豪：《中国游侠史》，第152页）
【8】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

【9】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

【10】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4页。

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NoyliweIHNyFRj02hq2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