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马克斯·韦伯的论域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实质上可统括为基督新教的“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思想关联。韦伯站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从当时德国某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切入，通过大量名人警句的引介和史料分析，最终论证了“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促使其完成了资本和财富的初步积累。在这个过程中，韦伯清晰的逻辑思路的演进被隐藏在其多次构建的“理想类型”以及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之中，并不显达。在这里，笔者试图从不同于韦伯的哲学视角出发，聚焦“天职”观念的词源学考察和思想史演变，尤其是其神圣面向与世俗面向的分离与结合，探讨并重构“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

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 —— 马克斯·韦伯


就某个层面而言，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像是一部侦探小说，而韦伯本人则好比福尔摩斯。他从德国当时流行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了一个基本“案例”：德国的社会分层与宗教派别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即在传统行业和传统教育中，来自天主教家庭背景的成员更多地扮演了这一社会角色；而在新兴的工业和职业技术学院中，其社会职责则更多地由新教徒来承担。由此入手，韦伯继续追问这一差异产生的精神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刻影响。通过雄辩式的推论和大量史料的运用，韦伯对此展开了抽丝剥茧般地层层分析，最终找到了“真凶”——基督教新教的“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孳乳关系。那么，“天职”这个观念究竟具有哪些含义，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又是如何最终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互结合，而具有了浓厚的入世禁欲主义色彩？笔者将逐一阐明这些疑难。

一、“天职”观念的词源学考据和思想史演变

“天职”这个观念最初可追溯到希伯来语的《圣经》，表现为希伯来语的“职务”一词，它的词根是希伯来语的“服务”，意指派遣、打发。它最初是指一项世俗工作【1】 ，比如国王的官员、监工、工匠等等；与此同时，它在《圣经》中还保留了原希伯来语中的“任务、神安排的事业”这个意思，比如“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2】 ；“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作砖、完你们的工作呢？”【3】 换而言之，“天职”观念本身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这样两个面向，其在希伯来语的《圣经》中也外化为两种形态【4】 ：一种形态是“蒙召”，意指来自神圣的救赎，“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5】；“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6】。另一种形态则是某种“身份”或者“世俗的职业”，比如农民，“掌管耕田种地的是基绿的儿子以斯利” 【7】；商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8】等等。但是，在《圣经》中，这两种形态之间还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世俗的职业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并不能通往灵魂和身体的救赎之路。韦伯曾云：“世俗活动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是，世俗活动本身，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9】在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之前，“天职”观念的神圣面向与世俗面向始终处于分离乃至对立的状态，在此岸与彼岸之间难以找到合适的通达路径。

伴随着1547年的宗教改革，“天职”观念找到了新的思想承载者，其在马丁· 路德翻译和诠释《圣经》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它内在的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的对立得到消解，实现了初步的统一。在马丁· 路德那里，“天职”观念对应的德文为Beruf ，德文Ruf本来就有“召唤”这层含义，而在其它语系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表达，比如munus，Professio（拉丁文），vocation（西班牙文），vocazione，chiamamento（意大利文）等。与此同时，Beruf这个观念还具有日常用法，意指“世俗的职业”。这样一来，德文Beruf 一词可被描述为上帝召唤某个人去从事世俗上的工作，获取一份安定的职业，并且守岗尽职，彰显上帝的荣耀，才可能为上帝所拯救。因此，“天职”观念对个人日常生活伦理的影响就表现在：它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过，它并非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根据其在现世中所处的地位来完成上帝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10】。有鉴于此，世俗劳动便不再是毫无意义的，而成为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可见，“天职”观念的神圣面向与世俗面向开始合二为一，共同地作用于新教徒的日常伦理生活。

然而，韦伯也同时看到，路德过分强调个人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即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因此，这种学说也具有越来越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而从这一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与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而根本的联系【11】。换而言之，路德虽然将 “天职”观念的神圣面向和世俗面向初步关联在一起，但是，它的神圣性却绝对地优先于世俗性，世俗性是从属于神圣性的，二者乃是绝对的“主仆”关系。

真正地把“天职”观念与入世禁欲主义紧密相连的是加尔文。“天职”观念的内在属性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说”中。“预定说” 【12】全部的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即是说，并非上帝为了人而存在，与此相反，人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人完全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作为全能的创造者，上帝在创造人之初，就已经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宇宙中仅仅挑选出一小部分的人（称其为“选民”），只有他们才能最终获得拯救。这样的挑选是“亘古以来”便决定了的，任何人的祈求手段都改变不了上帝的旨意，因此，天主教会和任何巫术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一过程把魔力从世界中彻底地排除出去了。我们只能知道一部分人可以得救，其他人都被定了罪，无法获得永生，而至于哪些人是选民，一方面，上帝不会轻易透露，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以自己的有限去揣测上帝的无限，我们不可能洞悉这种神秘，甚至提出任何疑问都是一种僭越行为。既然上帝的旨意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因此，我们只有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并且在世俗生活中坚守选民应具有的德性，即入世禁欲主义，竭尽所有事功来增添上帝的荣耀，才能确证自己的“恩宠”。如果存有任何丝毫的自我怀疑，或者在行为上偏离了选民应该具有的德性，那恰好证明他不够“资格”得救，只能抱怨其命运。这样一来，神圣性的“恩宠”无法通过其它的任何中介，而只能凭借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世俗劳动得到确证。因此，在“预定说”的视野下，“天职”观念的神圣面向不再具有绝对优先的存在论地位，而必须通过世俗劳动才能得以显现，也就是说，世俗劳动随时都在彰显其内蕴的神圣性。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结合导致世俗劳动开始具有更为强烈的禁欲主义特征，换而言之，世俗的生产劳动并非为了生活消费，而只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样一来，天职观念便内在地滋生了勤劳、诚实、简朴等资本主义初期的精神特质。

综上所述，自加尔文以来，在“天职”观念中，神圣性与世俗性不再是绝对的“主仆”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世俗劳动是彰显神圣恩典的手段，而神圣恩典则让世俗的职业和劳动开始具有充分的禁欲倾向。那么，这一倾向在世俗的经济活动之中是如何具体表现的呢？进而言之，“天职”观念在世俗经验世界中是如何与韦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深层次联系的呢？

(未完待续)

注释
【1】参见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韦伯关于第三章的注释⑴ ）。
【2】《圣经·出埃及记》，5，13.
【3】《圣经·出埃及记》，5，14.
【4】参见顾忠华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5】《圣经·哥林多前书》，1，26.
【6】《圣经· 以弗所书》，1，18.
【7】《圣经·历代志上》，27，26.
【8】《圣经·诗篇》，107，23.
【9】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10】该部分参考韦伯关于第三章的注释⑴ ；顾忠华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11】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12】加尔文的“预定说”部分参考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顾忠华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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