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孔子，并为两大圣哲，垂宪万世；《道德经》与《论语》，同为旷世经典，流传千古。

晚周以降，历代学术无不导源于这两部巨著，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心灵无不受其滋养。

近世中西交通，外国学者对两部经典多有迻译，各种主要文字皆有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两种。可见其对古今中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然而不同于孔子和《论语》的是，老子其人其书，颇具神秘色彩，尽管古今中外的学者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迄今仍然没有明晰的定论。

约略言之，关于老子其人，主要有“老莱子”说、“太史儋”说和“隐君子”说。

最早的权威记载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依照司马迁的说法：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关于老子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可靠记载很少，比较有名的是“孔子问礼”和“老子出关”。现有五种不同的文献，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但在“问礼”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方面，学者聚讼不已。主张老子晚出者，质疑史料的真实性。“问礼”时老子的年龄；孔、老对礼、仁义的言说等问题，也都存在争论。

“老子出关”的记载同样见于《史记》：

（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个叙述非常简略。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在周居住了很久，看到周的衰落，于是就离开周。到了函谷关，关吏尹喜对老子说：“你要隐去了，勉强你为我著书吧。”于是老子著《老子》上篇和下篇，言说道德的意涵，有五千多字，然后就离去了，不知所终。

老子其书，世称《老子》或《道德经》，在道教传统中也称作《道德真经》。

现代学者关于《老子》一书的论争，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唐兰为代表的“早出论”者，认为《老子》成书于孔子之前，是老聃的著作。另一派是以梁启超、钱穆、冯友兰为代表的“晚出论”者。虽然他们对《老子》成书年代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都认为《老子》成书在孔子之后。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老子》主要有三种版本，即通行本、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竹简本。

通行本主要有三种分章：八十一章（河上公本、王弼本）、七十二章（西汉严遵《老子指归》）、六十八章（《道德真经吴澄注》、清魏源《老子本义》）。

通行古本中流传最广的，是三国魏王弼注本和西汉河上公注本。具体到每个章句更细致的理解和划分，历代注疏更有出于各种缘由的增删、窜改以及阙文、衍文等，纷繁复杂，难以概说。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墓中同时发现了两种《老子》帛书抄本，研究者分别称为《老子》甲本、《老子》乙本。甲本的文字介于篆隶之间，文字没有避汉高祖刘邦的“邦”字之讳，因此抄写年代应在刘邦在位之前，即秦末汉初之际。乙本的文字是隶书，避“邦”字讳，但并不避“盈”、“恒”字讳，因此应抄于刘邦在位时期。

帛书本与传世本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开篇：

传世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帛书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这里恒、常的不同，是避讳所致。传世本因避刘邦、刘恒、等五代皇帝的名讳，对原文做了很多窜改，比如将“邦”改成“国”、“恒”改成“常”等等。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老子》文本是在传抄过程中不断叠加丰富，逐渐演变而成的。

《道德经》五千言，古朴简约，义旨幽玄，连孔子这样伟大的哲人，都称赞老子“不可知也犹龙”，可见老子思想博大精深。《老子》一书不易晓谕。《老子》自古无达诂，历代注本浩繁，见仁见智，有胜义、谛解，也有附会、臆说。虽然如此，古人的诠释解说，各有一定的家法。今人更有“自出手眼”，随意“创新”，变换花样的，令人眼花缭乱。

现代人读古书，已有多重隔膜。名物训诂是一层，通晓义理是更深的一层。名物训诂已经不易，通晓义理需要有相应的理解力、思考力，更为困难。理会文句之外，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很容易用西方观念来穿凿附会，结果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这里推荐一种注本：黄元吉《道德经注释》。这是因为，帛书本和竹简本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材料，但主要句子、重要文字，并无多大改变。而且，历史上真正深入人心、影响中国人文化心灵的，无疑是古本而不是新版本。另一方面，王弼精研玄理，其注本偏于形上学的思辨。而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提升道德修养、实现人的应然发展，更为重要，所以这个注本更为合适。

“读懂”《道德经》并不容易，你愿意潜下心来，沉浸其中慢慢领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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