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知识始终是近代西方哲学聚焦的中心话题。通常而言，知识由如下三个要素构成：以命题形式表达的真实陈述，对这个命题陈述的信念以及对这个信念之正当性的证明。大卫·休谟（David Hume）之前的哲学家一般认为命题之真是信念的前提与基础，但休谟却巧妙地进行了“格式塔转换”，将信念在知识构成中的地位置于命题之真上。那么，在休谟的哲学视角下，什么是信念？作为信念基础的因果关系又如何形成并产生作用？在前面三期推送的短文中，作者已经分别从信念、因果关系以及习惯三个主题阐明了休谟如何完成了一次近代“知识学革命”。现在，作者将沿着近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脉络简要评述休谟视角的哲学史效应，包括他留下的“归纳疑难”及其后学的解决方案。这一期将推送第二种解决方案即卡尔·波普尔的“假说—演绎”之路。

如前所述，康德曾采用先验原则，试图通过论证因果归纳是“先天综合判断”，继而阐明因果归纳仍然具有科学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与此相反，卡尔·波普尔则从根本上拒斥因果归纳，主张将它从有效的科学方法名单中清除，同时提出了极具特色的“假说—演绎”理论。

卡尔·波普尔首先承认自己通过休谟才接触到归纳问题。同休谟一样，卡尔·波普尔也赞同，我们无法由理性逻辑地推导出，在经验方面将来类似于过去，因此，“休谟指出了归纳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这是完全对的”（卡尔·波普尔,2001：59）。确切地说，试图为因果归纳找到经验根据，这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模棱两可。卡尔·波普尔曾称赞休谟，相信他对归纳推论的驳难“既清楚又完备”（卡尔·波普尔,2001：60）。不过，休谟亦曾将因果归纳还原为习俗习惯，从而赋予了它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卡尔·波普尔对此并不苟同。在卡尔·波普尔看来，上述心理学解释只不过是一种“常识”，远远不如休谟所设想的那样有革命性。卡尔·波普尔接下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休谟的心理学解释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批判：⑴典型的重复结果；⑵习惯的产生；⑶“对规律的信仰”或者“对事件的类规律性序列的期望”（卡尔·波普尔,2001：61）。简言之，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不是被动地重复现象，从而将认识规则印刻在人的头脑里，与之相反，人始终主动地将各种规则强加给世界，根据提出的假设解释世界。如果诸类解释通过经验观察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放弃之前的假设，然后提出新的假设。由此而见，从逻辑层面出发，假设在观察之先，理论在事实之先。根据这样的原理，从经验观察中引出具体结论的归纳方法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只是提出假设，并对它们进行反驳，而不需要利用归纳规则概括经验观察，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卡尔·波普尔形成了理论。

按照“假说—演绎”原理，科学推理的大致过程应当如下：首先，提出普遍性的假设，并且列出某些初始条件的特称陈述；其次，从该假设和陈述中演绎出一个特称结论；最后，对该结论进行观察以及实验验证，如果验证结果为真，那么该假设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证。在假设以及验证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根据具体的验证结果对该假设作出修正，从而使假设达到更高的确证程度。只要这类确证足够充分，该假设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科学理论。与归纳方法相比，“假说—演绎”更强调主观能动的创造作用。前者仅满足于揭示经验中所包含的尚未发现的东西，后者（在发明假设的阶段）则寻求经验之外所能提供的内容。

卡尔·波普尔的“假说—演绎”理论也孕育着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即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以假设的形式出现的，一切假设都同时蕴含被驳倒证伪的可能性。科学的本性就在于可证伪性，科学进步也并非依赖“经验—归纳”模式，而取决于大胆的猜测、试探和假设，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想，如果和观察不合就清除掉；而观察很少是随便的观察，通常按一定的目的进行，旨在尽可能获得明确的反驳根据以检验理论”（卡尔·波普尔,2001：65）。因此，区分真伪科学的标准并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归纳方法，而是科学理论的可证伪原则。有鉴于此，“经验—归纳”方法与“假说—演绎”理论之间的基本区别可以这样来把握，即前者强调“肯定的事例”，从肯定的事例出发展开推论，并以这些事例来确保结论的可靠；后者则强调“否定的论据”，即根据否定的事例提出反驳，尝试反驳。因此，相对而言，前者较为保守僵化，后者则比较开放宽容。

“假说—演绎”方法也让归纳疑难的解决成为可能。归纳的逻辑问题其实源于以下三项因素的冲突：

休谟已经证明，观察或实验不可能论证定律，因为它们超越于经验之外；

科学事实上又“随时”提出和运用定律；

根据经验主义原则，只有通过观察实验，我们才能够决定接受还是拒斥一项科学陈述，当然包括定律。

卡尔·波普尔认为，这些其实只是表面冲突，因为一切理论规律都是猜测或试探性的假说，我们可以根据新出现的证据拒斥它们，同时不必抛弃旧有的证据。只要确定这一点，我们便可以避免上述三项因素之间的冲突。换而言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⑴和⑵都仍然有效，⑶也可以保留，但它们必须重新得到理解，即一个理论被接受还是拒斥，它的命运取决于观察实验，亦即取决于验证的结果。只要一项理论经受住了我们所能设计的最严格的检验，它便应该被接受；否则便应该被拒斥。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任何理论都不是由经验证据推出。无论心理归纳还是逻辑归纳，实际上都不存在，只有理论的虚假性可以由经验证据推出，但它必须通过纯粹的演绎推理。这样一来，三项因素相互之间的冲突便得到消除，因而同时解决了休谟的归纳疑难。（参见卡尔·波普尔,2001：77）

托马斯·库恩认为“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无论是休谟关于因果联系的心理主义阐释，还是康德的先验原则，或者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假说—演绎”体系，在这些思想巨擘尽情释放智慧灵光的哲学舞台背后，都同时悬挂着一卷隐形的幕帘，它便是以主客二分为基本特征的近代认识论。自从文艺复兴运动将人从中世纪神之禁锢中解放出来，西方哲学的聚光灯便从探求什么是世界本原转换到如何追求科学知识。我们开始戴上了一副主体的有色眼镜，从中观察宇宙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人逐渐成为宇宙的中心，科学沦为我们的认识工具，有用的知识才是认识目的。休谟反转了命题之真与信念的关系，在原有的认识框架的内部完成了一次“格式塔转换”。然而，我们或许不但要求一次“格式塔转换”，更亟需一场思维方式的“范式革命”：世界万物是否都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而出场呢？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流动整体，万物在周遭世界的意义关联之中才与我们相遇照面？换而言之，认识活动与生存活动，到底哪一个才更为源始？且举一例，如果一个人走进教室，他必然看到并通过一扇门，他平时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某一天，当他走到教室门口，像往常一样扭动门把，却突然发现无法扭动，这时才猛然意识到：“门坏了”？门便瞬时由上手使用的器具变成了他想认识了解的对象，以便修缮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新康德主义的复兴浪潮，胡塞尔发出“面向实事本身”的号召，创立了现象学；海德格尔回归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了此在（人）与世界的同构关联，并由此发展出基础存在论……鉴于这些思想巨匠的哲学转向，我们不难发现，近代认识论的地基已经开始松动，处于主客两极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深渊正逐渐弥合，最终融于生活世界本身，并随着生活之流一路唱着欢歌，奔向未来。与此同时，人也不再以宇宙的中心自居，收起傲慢自负的面孔，而变得愈发亲切可爱了。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普尔尔著：《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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