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看来，“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肉体的生死是自然而然之事，任何试图否定生死的做法都是违背生生之理的。然而，人类终究不同于瓦石草木，也不同于其他动物，作为“万物之灵”，始终有追求永恒的内在冲动。如何获得永恒？这是嵌刻在人性深处的终极问题，也是所有宗教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道教试图以技术获得长生，佛教追求以修行达到涅槃，基督教则寄希望于上帝的拯救。儒家不是宗教，既不留恋现世的享乐，也不奢望彼岸的永生，而是努力探求如何以有限达致无限，如何在此世实现生命的不朽。

关于“不朽”，《左传》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对话的双方对“死而不朽”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范宣子所认为的世代延续，历久不绝，另一种是穆叔（叔孙豹）所说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传名后世，虽久不废。此后，“三不朽”之说被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价值观和生死观的重要内容。

一

需要注意的是，“三不朽”内部有着明确的价值次序。立德为最高，立功其次，立言再次。所谓“立德”，是指道德高尚足为世人楷模，可以以此自立于世。儒家坚持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即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和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1]因此，在儒家看来，道德价值的实现要高于个体生命的存在。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人世之道根源于天道，因而不会消亡；但“道”在人世的实现与否，则取决于人的活动。人生于天地之间，可以参赞天地化育，这既是人区别于万物的能力，也是人所应承担的使命。有这种道德自觉的人，会主动将自己物化为“道”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努力使“道”得以弘扬。由于这种“物化”是一种看到“天命”后的主动选择，因此是人的主动性的最高体现。

孟子将孔子的这句话作了进一步阐述：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与孔子的温润如玉相比，孟子显得十分刚猛激烈。孔子用字谨慎，只说了“弘道”，孟子则用了“殉道”的字眼。朱熹《孟子集注》解释说：“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随物之名也。身出则道在必行，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以道从人，妾妇之道。”生死的维度被一个“殉”字引入进来，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个体生命应该以“弘道”为职志，并随时准备为“道”而自我牺牲。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仁义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为成就仁义之道，“志士仁人”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说孔子对“杀身成仁”的表达是“于无声处听惊雷”，那么孟子则如当头棒喝，将“生”与“义”的张力充分地表现出来，从而更加突显出儒家的价值追求。

“仁义”实际上是儒家所推崇的价值原则的统称。在儒家的经典文献中，以身“殉”其他道德节目的行为也同样得到儒家的称赞。《韩诗外传》的这段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王子比干杀身以作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尾生杀身以成其信。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则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韩诗外传》卷一）

比干之忠，夷齐之廉，尾生之信，四人虽然立身之德不同，但同样都得到后世的传颂，在于他们的立身行事都合于义。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义”并非“仁义礼智”四德并称之“义”，而是“道义”之“义”，统称儒家所认可的一切道德价值。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以身殉道，身则成为道的具体体现，因而肉体虽灭，但“名”则可以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与肉体生命的短暂易逝相比，精神生命则可以长久存在。正如徐干所说：

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中论·夭寿篇》)

“三不朽”之中，立德为最高，而立功又高于立言。儒家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立言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儒家所谓圣人，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数人而已，因其有德且有位。而孔、孟、荀等人都有德而无位，因此起初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得君行道；只是在屡不见用之后才退而著书立说，教授弟子，寄希望于后世之人。他们都以“立德”、“立言”而不朽，但“立言”只是难以立功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传统之士大夫，大都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为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等，也大都身兼官吏和学者双重身份，这是和现代社会以学术研究为立身之本的“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德为根本，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2]因此，立功立言要以立德为基础，有功有言而无德是儒家所坚决反对的。如商鞅、李斯等法家人物，秦皇、汉武等一代帝王，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征伐不断，虽然看似实现了建功立业，但在儒家看来，这种治国方式仅追求富国强兵的一时之功，而缺少养民教民的长久之策，并非致太平之道。而一些文学之士，仅追求文辞之优美典雅，却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完全背离了“文以载道”的基本原则。因此，缺少道德内核的功业和言辞同样不能称为“立功”、“立言”。


本文开头已经指出，在关于“三不朽”的那段著名对话中，实际上有两种对“死而不朽”的理解。仔细品味这段对话，两种理解与其说是具体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基本视角的差异。叔孙豹所说，着眼于个体自身的留名后世；范宣子所说，则着眼于家族传承的绵延不绝。尽管叔孙豹批评范宣子的看法是世禄而非不朽，后世儒者士大夫也更多强调“三不朽”；但范宣子对于“不朽”的理解却同样被儒家所肯定和传承，同时也被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广泛接受，对普通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氏为晋国六卿之一，家世悠久；按照范宣子的说法，他的家族乃是尧的后代（陶唐氏），历经舜、夏、商、周数代而始终绵延不绝，至晋更成为显赫权臣。范宣子向叔孙豹发问“死而不朽”，不免有夸耀家世之意。叔孙豹的回答，也有贬抑范宣子、维护鲁国外交尊严之意。但以家族世代传承为不朽，应该也是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一种理解。“立德、立功、立言”固然值得称道，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又该如何实现个体生命的不朽呢？

通过繁衍后代以保存基因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而中国古人则将其赋予了明确的价值内涵。个体生命是短暂可朽的，但却可以通过繁衍后代使自己以另一种形式实现永生。这主要并不是指个体的基因（骨肉/血脉）延续，而是指个体之“名”为后人所纪念；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子孙后代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传承“血脉”，而在于延续“香火”；而他们的最大责任则在于将祖先的“香火”延续下去。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三不朽”为后世人们所传颂，但至少还有子孙可以岁时祭祀，代代传承祖先之名。与此同时，“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代际传承也符合于天道的生生之理。在上述双重意义上，“孝”成为儒家最重要的德行之一，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也成为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之一。

注释
[1]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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