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青年人群中，单身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有的人乐于享受个体自由而不愿走进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也有的人虽然单着却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另一半的来临。单身人群的增多，似乎不只是个体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更是一股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本期推书，将为大家介绍一本研究法国单身女性的作品。

《单身女人与白马王子》这本乍看上去像是言情故事的书，缘起于法国《嘉人》杂志社（Marie-Claire）的一篇记述女性单身生活的文章。《嘉人》挑起了单身女性的生活话题，不想竟引发了广大女性读者的共鸣——300多封女读者（年龄分布：20-50岁）的来信纷纷抵达了杂志社。为了更妥善地回复这些读者，《嘉人》邀请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简称CNRS） 的社会学家让·克劳德·考夫曼（Jean Claude Kaufmann）对这些来信进行分析，希望其能够为回信内容提供依据。
 
《嘉人》杂志社所邀请的社会学家让·克劳德·考夫曼，以研究人的日常生活与互动而著名，擅长通过微观细致的描述来揭示和分析常见的社会现象。他对夫妻关系（Sociologiedu couple, 1993）、网恋（sex@mour, 2010），甚至是对让许多女性爱不释手的包包的研究（Le sac. Un petit monde d’amour, 2011） 等等都很畅销。《嘉人》当年请对了专家，而这些态度真诚、内容详实的来信，成为了本书作者考夫曼研究法国单身女性非常珍贵的一手材料。[1]
 
这些信里都说了些什么，考夫曼又是如何阐释和分析女性单身现象的呢？

单身=古怪：当“独立宣言”遇上“指责的手指”

“打心底里讲，你不可能没想过你可能不太正常。”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表情、那些话语、那些情绪，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合力对我加以指责，让我明白自己真的是违反了社会规范，因此也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话，我将能够非常轻松地适应独居的生活。”

如果和两三百年前甚至更早的中世纪时相比，20世纪末（作者写作本书时）的单身者所占人口比例和所处社会地位都已经高了不少。不过，尽管大众言论已经多次公开宣称“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单身者也越来越多被称为“单身贵族”（而不是类似“光棍”这样边缘性的、不友好的称谓），还是有许多单身者无时无刻不被周围人异样的“评价”所困扰。考夫曼把这种异样的评价形象地称为“指责的手指”，单身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无数别人的手正纷纷指向没有伴侣的孤独的自己。

这种指责，不一定会由某人对你亲口说出来，更可能是一众人等看着你时的窃窃私语；甚至也不一定会通过言语来表达，而只会展现在他人向你投来的目光与表情里，无法逃避却又难以起身抗议；越往后发展，它便越来越隐晦却又无处不在地向你施压，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古怪“：原先相互支持的闺蜜小团体随着一个个的恋爱结婚而逐渐消散，家人团聚时不得不面对与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父母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参加别人的婚礼时常常看到的那些爱与亲密的表达，电影院入场时周围成群结对的情侣和热闹的父母与子女，这样的场景下怎么自处都是大写的尴尬！大多数时候，身为单身者的你只能默默承受这些莫名的“指责”，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自我审视和反思：我有权利选择我的生活，选择单身带给我独立和自由的快乐，但是，这样的生活正常吗？
 
这种指责，当然不为单身女性所独有，但单身女性面临的困境却比单身男性更糟糕。作者认为，社会对单身女性的“指责”更严重的深层原因在于，单身对女人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大问题：“如果一个女人选择走上独立的道路，这个决定影响的不止她自己，还有社会的基本构架（因为一个家庭需要一个全心付出的妻子），这对整个社会都是一大威胁。”（P.4）[2]
 
那么，既然单身女人如此不被传统的私人生活规范所容忍，为什么单身者特别是单身女性还是越来越多了？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而且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就对我们社会的根基提出了质疑（正如上一段所引用的本书原话，女人的独立是对社会基本架构的一大威胁），所以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他仍然试图在书中给出一些回答，帮助读者通过更多的角度去看待单身者的处境。

单身不单纯是女性的主动选择

作者指出，单身并不单纯是女性的主动选择，也是“社会历史的大潮流在促使她们选择过单身生活”（P.185）——尽管大多数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点。作者在第一部分就以大量篇幅回顾单身人士增多的历史起源，限于文章篇幅，我们暂且只对近百年的欧洲历史进行一些简要的追溯。
 
“社会历史的大潮流”在过去百年都有哪些表征呢？作者始终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影响，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单身者越来越多，和社会的个性化有关：现代人越来越想主宰自己的命运”（P.135），而单身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趋势的“最为清晰、最为激进的表现形式”（P.10）。
 
对于个人而言，传统的私人生活规范（家庭制度与文化）虽远远未到消亡的地步，而且还一直在自我革新，多次夺回社会话语权（例如文章前文提到的“指责的手指”，便是家庭规范发挥作用的强力例证），还希冀能“和人们对独立自主的渴望和谐共存”（例如如今在家庭内部也开始讲求男女平等、个人及情感的重要性等等），但“坚持做自己”的个人主义大潮已然势不可挡。
 
作者谈及，20世纪60年代，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始掀起的一股席卷整个欧洲的单身主义浪潮，就源于正处于人生过渡期的一群强调自我的年轻人：他们在二十多岁的年纪拒绝为家庭琐事所困，“因为一旦开始了这条人生轨道，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不会再有变化了”，“他们需要时间来发现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P.140），于是主动选择了单身一段时期。这种主动的选择在社会层面导致的结果是，独居者的人数一直上升；而在个体层面造成的结果却是：他们单身的时间并非二十多岁这“一时”，而很可能是“一世”，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一些重大的国家与社会事件也在无意中促成了女性的独立化和单身潮。从数据上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女性在过去百年来一直在增多，特别是在一战时期的欧洲，由于大量男性被征兵参战，女人们被号召从家庭走向工厂/公司，结果“女人开始独居了，开始独自出门了，开始全权掌控着家庭的职责”（P.19, 泰博，1992:48）。即使男性对可能失去主导地位的恐慌重新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家庭定位的强调，也有不少女性因为兼顾工作和家庭的疲惫不堪而乐于回家，但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中的大趋势已经难以阻挡，成为家庭主妇渐渐不再是她们唯一的人生轨道。

又如，就作者的考察，女性的第一股单身主义浪潮发生在欧洲，其主体是在二战中失去丈夫的寡妇们，单身和独居其实并不是她们的本意，而是客观因素对女性原本单一的人生轨道的冲击。但随后发展的过程却是，“单身女性中寡妇所占的比重正在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因丧偶而单身，而是“自己决定结束和伴侣的爱人关系”（P.139）。
 
不过，关于“为什么单身主义的潮流如此势不可挡”，作者并没有进一步给出解释。他认为，单身潮的特点就是“实践超越理论”，“在理论上，我们还没能来得及搞清楚，事情就已经发生了”（P.185）；而至于单身女性的未来可能会走向何方，至今也还难以预测。

单身并不单纯是女性的选择，还体现在：单身女性于个体层面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择偶困境。基于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一个个单身女人的信中叙述，即使排除那些独立心意已决的女性，还是有许多适龄单身女性希望寻到一个伴侣的（不论是源于社会规范要求还是自身亲密需求的驱动）。可她们又往往面临着“符合要求的男人”太少的问题，而且年龄越大就越难找。作者认为，对理想伴侣求而不得的背后有这些结构性因素的作祟：
 
首先是男女双方在寻求伴侣时的年龄差距。男人总是倾向于娶比自己年纪小的女人，而且越晚婚其与妻子的年龄差距就越大（其中有女性生育年龄的考量因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就使得在早先时候追求独立的女性会慢慢发现，年龄相当的男性逐渐所剩无几，自己已被推到了婚姻潮流的边缘。
 
第二个因素是夫妻之间社会地位存在的固有差距——丈夫通常比妻子的社会地位高。独立的单身女性呢，却恰好是单身时间越长事业就越成功（可以自由地将大量时间置于工作中而非家庭事务上），事业发展得越好就越难找比自己地位更高的男人（连与自己地位相仿的合适人选都会越来越少）……
 
第三个因素是男女对伴侣的期望差异。对于女性而言，陪伴、支持、温柔、激情是她们希望从未来伴侣那里获得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也是许多单身女性理想中“白马王子”必备的行为特质。而且，单的时间越久，这种期望发挥的作用也会越强大：“要是你的单身生活过得还不错，那么你对于可能的家庭生活的要求就会更高”（P.152, 安杰拉）。可现实中的男性（尤其是大龄男性）更注重的却是能够满足自身性与生育需求、承担家务责任的伴侣。于是，她们主动社交得越多/越久，就越可能产生“他们都太无趣，太令我失望了”（P.113)的感受，甚至还会遇到已婚却仍对单身女性想入非非的男人（书中有阐述单身女性与已婚男性发展地下恋情，以及通过互联网相亲却遭遇已婚男性猎艳的案例）——那么，“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我足够喜欢的男人，我为什么不继续过单身生活呢？”（P.136）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今天的单身女人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不可抗拒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许多女性找不到心仪的“白马王子”；她们不得不面对无处不在的“指责的手指”，面对父母尴尬的关心和闺蜜们陆续结婚成家的“背叛”；为了躲避潜在的“指责”和无尽的孤独，只能继续痛苦地追寻，外出社交、网上相亲，然而看上去唾手可得的爱与承诺，许多时候只是单身男性甚至是已婚男人性与调情的陷阱；当她们终于意识到只有远离社会、放弃对理想爱情与婚姻（白马王子）的幻想才能获得内心安宁，而且已经决意身体力行之时，无处不在的电视、杂志等媒体却总是不经意地向她们灌输着理想的爱情故事——“单身女性怎么能忘记自己遇见白马王子的梦想呢？”（P.159）于是，纠纠结结来来去去，“单身意味着不幸”的戏码，在单身女人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

当然，作者揭示以上困境并不只是为了表达其对单身女性所处困境的无奈、同情和迷茫。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他着重展现了单身女性的自治之路——尽管困难重重，仍有一些勇敢的女性走在了思想与行动的前沿（哪怕她们并不自知这一点，也看不清自身选择的未来在何方）；而且，相比一直纠结和自省是否要继续等待梦想中的白马王子，敢于踏出独立自治道路的女性反而更容易构建出连贯和积极的自我身份。获得个人生活的平静和内心的安宁。

女性的自治之路
 
作者归纳和对比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单身女性：一种，是处在对白马王子的幻想与无法找到理想对象的现实之间，一直纠结着的女性。她们不自觉地受制于传统私人生活规范的约束，将爱情与婚姻视为自己唯一的归宿，没有丈夫和孩子便“感到无事可做”（P.163）；终身大事一日未了，就只能日日过着空虚惶恐、无尽等待的生活——作者把这种类型称为“爱情恐龙”。
 
另一种类型则被作者称为“跃动的马”：她们会“凭借自己的马蹄，不停地向前冲，在需要的时候，她们还会击破出现在她们前进路上的障碍，使她们可以不停地开启新旅程”（P.156）。生活不易，但她们积极勇敢的态度仍能令自己获得比“爱情恐龙”更好的个人生活，只要敢于从“走出去”开始：
 
没错，很多单身女性都会选择“逃离疗法”来避免独自在家的无聊与孤寂——”无论你想不想要，你都不得不逼自己，逼自己走出去”（P.169，阿尔贝蒂娜）。不过作者发现，“走出去”这种无奈之举实际上就是开始踏上新的生活轨道的决定性因素：“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外出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运行机制，这些机制可以促进单身生活过得更有逻辑”（P.170）。
 
走出去是第一步，但要让逃离疗法真的见疗效，还必须要在走出去后自信、耀眼和积极地表现出单身生活光鲜的那一面。它好像是单身女性的一个外壳，把孤独、沮丧的部分包裹了起来。而当她们逐渐相信和认同自己表现出的这一面就是真实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这套用来支撑和确认单身女性身份的机制就真正建立了起来，她们会在这套机制的保护和作用下变得更加独立自治。
 
在作者所研究的个案中，有一些女性不仅学会了如何积极地对待单身困境，甚至彻底抛弃了对婚姻的渴望，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曾经我也想过要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尽管当时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依然还在等待着白马王子的到来；后来我慢慢发现了单身的自由，发现单身生活带来的无限的可能性，单身让我有机会做自己，给我时间思考和成长，所以我又觉得单身生活也很不错”（P.179，卡伦）。
 
当然，社会上“指责的手指”仍然无处不在；而且独立自治的女性越是光彩照人、独具魅力，就越难遇到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因为男人常会被优秀的女性吓跑）；再者，谁也不知道单身女性的自治之路将走向哪里。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肯定了单身女性的社会价值：“那些坚决走上独立自治的生活轨道的女性，在变革家庭生活的因素中，是最具威胁性的……她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真正成为社会历史潮流的一部分。”“在很多来信中，这些女性都表达出对自己的不满……但她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给社会带来翻来覆去的变化。关键是，如果这些单身女性想要避免给社会带来那些变化的话，那她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了。”（P.187）

写后记：
《单身女人与白马王子》首次出版于1998年，距今已有20个年头。不过，当我们读起这本书，会发现20年前法国单身女性的生活处境，竟与今日中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近来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已经能够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我们由衷地希望女性有越来越多为自己发声的机会和自由选择“做自己”的权利——让那些“指责的手指”和令人痛苦的自我反思统统都成为过去吧！
  
注：
[1] 除此之外，作者在获得这些来信之前业已搜集并整理的有关欧洲单身家庭日益增多现象的200多份研究报告，也是形成这部著作的重要的研究资料。

[2] 括号中标注的是该书中译本页码，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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