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期推送中，我们借《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一章，介绍了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基督教哲学视域下关于信仰自由、良心自由的思考。以下将是本系列连载第三篇（亦为最后一篇）：“巴别塔”式的自由。

鸡窝、蚂蚁窝还是水晶宫？——宗教大法官中的自由问题及其当代意义

（三）众人之间—— “巴别塔”式自由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1]——《圣经·创世纪》

“巴别塔”这个词取自于《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洪荒之后，挪亚方舟上留下的人类妄自尊大，竟然想修一座通天塔与神见面，于是神非常生气，混乱了他们的语言，造成其思想无法统一，文化也产生差异，致使分歧、猜忌等各种问题接踵而来。最终，这座塔化为一个泡影。“巴别塔”这个词在希伯莱语中即为“混乱”。

 但是，几千年过去了，人类妄图建造“巴别塔”的企图却从未消失。特别是在宗教大法官所处的时代，来自天国的保证迟迟未能兑现，饥肠辘辘、意志软弱的众人迫切地需要地上的面包，他们举起面包的旗帜，摧毁了神的圣殿，并且在它的废墟之上筑起一所新的大厦，重新造起可怕的巴比伦之塔。 [2]

 这座新的“巴别塔”便是运用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建造的“水晶宫”。对此，宗教大法官也作了进一步的预言：

你可知道，再过许多世纪，人类将用智慧和科学的嘴宣告，根本没有什么犯罪，因此也无所谓罪孽，而只有饥饿的人群。在旗帜上将写着：“先给食物，再问他们道德”！ [3]

联系陀氏所处的十九世纪，甚至我们如今生活的二十一世纪，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令人瞠目结舌，宗教大法官的预言已然成真。台湾学者何秀煌先生在《哲学智慧的寻求》中曾这样描述科技：

科学发达了，技术演进了，自古以来人类的许多梦想一一实现了：疾病受到控制，粮食大幅增产，居住不再愁寒暑，登天入海也不再困难，矿物可以提炼衣料，人造宝石放出异样的光彩，核能可以发电，试管孕育婴儿，不仅如此，自从高速电脑制成之后，人类增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忠实巨霸，科学的进展更显得如虎添翼。以往人类绞尽脑汁、费时伤神、辛苦经营始能造就者，而今刹那之间轻易成事。于是我们的技艺更加急速进展，势如破竹，大有无所不能之慨；我们的知识也大量囤积，成年累月，大有不胜饱和之感。据统计：1750年至1900年的150年间，人类的知识长进一倍。1900年到1950年的50年间，人类知识又增长了一倍。接着仅在10年之间，我们的知识又加倍了。以后就更急速进展，八年、五年、甚至三年、两年，人类的知识就会以倍数增加，预料不需等到2000年，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将可达到本世纪（20世纪，笔者注）初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的一千倍！ [4]

科学技术统治的领域越来越宽，大到政治冲突﹑经济变革，小到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甚至蔓延到我们的道德领域：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类理性的极度崇尚，颠覆了西方人的信仰，在“科学”、“自由”的大旗下，意志软弱的众人欢呼雀跃，将一切枷锁挣脱殆尽，以从未有过的轻松姿态捞取世界的每一份快乐享受，仿佛享有着“巴别塔式自由”。

众人等不及来自天国的允诺，他们要将天堂的幸福在现实中一下子分享掉，将明天的快乐在夜晚到来之前就享受掉。科学成了意志软弱的众人梦寐以求的宝葫芦，能变幻出任何心中所想。人们惊奇于科学的魔力、巴别塔的宏伟以及水晶宫的绚烂，匍匐于科技的翅腋之下，温暖着人生的幸福之梦。

然而，正如上所述，巴别塔、水晶宫都是人类本性中的次要需要——联合的表达，这虽然可以满足人类所有的生理和物质需要，却泯灭了人的天性中最主要的特征——自由意志和独特个性。事实上，它也完全颠倒了自我、他者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修筑巴别塔之前，人类与神这个唯一者共在，生活在神的荣耀之中，人神关系，即孤独的个体与唯一的绝对他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优先于众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体首先处在与神的关系中，然后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首先要履行对神的责任：遵从绝对原则，以便获得生活的绝对荣耀与绝对价值。人对他人的责任出自人对神的责任，亦即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以我与神的关系为前提，神在我与他人之间。

这同时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绝对而不可取代的。因为相对于绝对而唯一的神来说，我们每个人皆独一无二，都能够也必须独自面对神这个绝对的大他者。我与他人的关系必须以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原则为尺度。

这说明：一方面，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绝对而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我与他人之间永远有距离，永远隔着中间者[5] 。因此，人类天性中首要的是自由意志和表达个体的独特愿望，而不是联合的需要。

然而，修筑了通天的巴别塔之后，意志软弱的众人一边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一边被科技所异化，将自己的自由存在完全解构，而融于脆弱的科技共同体之中，切断了自我与神之间本来的共在关联。

我与他人的关系便不再以人神关系为基础，自我也完全陷入必然性的因果链条之中，而失去了天性中原有的超验性存在尺度，只剩下冷冰冰、干枯的联合需要。

“巴别塔”式自由看起来给意志软弱的众人带来了地上的面包，殊不知，在共同体之中，由于绝对他者的隐匿，缺少绝对公正的道德法则和分配原则，所以，他们弄到的面包一旦到了自己的手里就只会变成石头。换而言之，“巴别塔”式自由其实就是“人人相争”的自由。

因此，对于意志软弱的众人而言，耶稣以生命为代价为他们所坚决维护的信仰自由固然令其痛苦不堪，因为信仰自由迫使他们无法在联合的共同体中抱团取暖，而必须独自面对自己，探索自己，实现自己。

然而，靠自己双手建筑的巴别塔却更令他们惶惶不安、惊慌失措，迫于无奈只有重新匍匐在宗教大法官的脚下，交出自己的自由——既有信仰自由，也有“巴别塔”式自由，以求得良心短暂的安宁。所以，“偶像崇拜”既扼杀自由意志，也泯灭工具理性方面自由创新的能力。为此，宗教大法官信誓旦旦地表示：

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将得到幸福，不会再发生反叛和互相残杀，好像在你的自由里到处都在发生的那样。我们会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有在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并且服从我们的时候，才能成为自由的人。 [6]

综上所述，宗教大法官独白式的长谈中，自由问题在三颗殊异的灵魂之中呈现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样态：

第一，耶稣拒绝了魔鬼撒旦的三大诱惑，两次降临人间，皆是为了维护众人天性中最宝贵的东西——信仰自由，在信仰自由的决断下，自我与他人的联合更像是“鸡窝”，即“自由联合体”，也就是说，人人关系是以人神关系为基础，以身居彼岸世界的绝对大他者为尺度，每个人均成为独立的个体。

第二，宗教大法官后来匍匐于魔鬼撒旦的脚下，修正了耶稣的事业，利用面包、神秘和权威使大多数意志软弱的众人俯伏于他，“馈赠”给他们地上的面包和良心上暂时的宁静，却也将他们导向永久的死亡。良心“自由”使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显得更像“蚂蚁窝”，行动一致，臣服于权威之下，却与唯一的存在者越来越远。每个人终究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

第三，意志软弱的大多数人已经等不及来自天上的允诺，而决定自己动手修筑通天的巴别塔，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无限发展带给他们的地上面包。殊不知，这种无限根本上会导向一种“恶的无限”，因为它容易遗忘自身的伦理边界。从“巴别塔”式自由视角看，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更像是“水晶宫”，华丽的外表下，众人却被囚禁于其中，完全陷入必然性的因果链条之中而丧失了独特的个性和意志自由。归根结底，在必然的因果链条之中妄图寻找真正的自由，无异于天方夜谭。

既然人的天性之中最主要、最宝贵的部分是独特的个性和自由的愿望，而不是联合的需要，那么，依据这一标准，耶稣冒着生命危险所坚决为人类维护的信仰自由方是真正的自由。

所谓良心自由、巴别塔式自由皆是非本真的自由，它们是意志软弱的众人无法承担本真自由的分量而自甘堕落，臣服于面包、神秘和权威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象。

正如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发出的慨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当我们吮食着地上的面包，醉心于构建工具理性的大厦，惊叹于科学技术的伟大时，我们是否也曾反思过自己其实已经遗忘了人之为人最原初的基石—— 自由天位。

自由天位的遗忘也是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它最大的危害便是绝对的大他者在尘世中被迫隐匿。陀氏曾云：“如果神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将被允许”。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特等思想家都曾向人们警示着这种价值维度的缺失。

其实，我们如今正承受着某种恶果：巨大的社会震荡、疯狂的战争、极端的性自由对家庭造成的威胁以及亦因亦果的传统价值观的混乱，杀死作为道德、正义、希望等精神支柱的绝对大他者正在造成“一切皆有可能”的无序局面，这种根基的动摇正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孤独、失衡、失落、焦虑、绝望等感觉。

自由天位是人与神共在的契约关系的基础，对它的遗忘便是对神的背离。在伊甸园里，我们的始祖亚当已经由于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而背离了大他者，而如今我们又因自由天位的遗忘而第二次背离他。

耶稣的第一次降临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而使人类有了与大他者重归于好的机会，陀氏笔下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却被宗教大法官囚禁起来，并扬言要将他在众人面前烧死。

经由宗教大法官的独白，陀氏旨在讨论信仰自由、权威崇拜以及工具理性，三者之中究竟哪个能使个体得到真正的自由。为此，陀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那最后慈爱的吻，瞬间消融了一切坚冰。宗教大法官最终打开了牢门，放走了耶稣，从而也为人类的自由敞开了未来。

何为自由？您又怎么看？鸡窝、蚂蚁窝和水晶宫，哪个又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 《圣经·创世纪》11：4-8.
[2] 参见（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第284页。
[3]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第283、284页。
[4] 转引自 王世朝 著：《幸福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5] 参见黄裕生教授撰写《2010年春季学期“基督教哲学导论”课程讲义》，第25页，第一章，第二节“一神教与人的存在的绝对性：绝对他者问题”。

[6] 参见（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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