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书，是天行LAB专栏作者贾韬对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的第三次讨论。

此前，第一次讨论明确了一个要旨，即本书的真正洞见在于强调为社会中的每个孩子确保平等机会不应沦为一家一户的“私人责任”，与之相应，作者的真实焦虑并非所谓寒门再无贵子，而是寒门难出公民 [1] ；

第二次讨论聚焦于机会平等这一显见的本书核心主题，澄清了作者借助揭示高低社会阶层之间的机会鸿沟而为“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处境不利的“别人家的孩子”）吁求的平等机会，已经远远超越了对纯然形式平等的基本要求，而直抵确保具有相同能力和愿望的人们的生活期望不应受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这一实质平等诉求。

为了在既定社会结构中创造条件达成这种实质机会平等理想，或者更初步地说，为了充分理解阶层隔离（class segregation）和机会鸿沟（opportunity gap）的实质，作者充分倚重的正是他最为熟稔的社区-社会资本-公共生活框架。以下即集中讨论这个并非最为显明、但却在根本上支撑全书的主线。

前文快速通道：
01 概念澄清：我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
02 以貌取书：两个封面，两种焦虑
03 “机会平等”旧调重弹

04以社会资本看待机会平等：社区 · 社群 · 共同体

那么首先，何为社会资本？作者概略地强调：社会科学家经常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关联度”（social connectedness），它既指涉家庭、朋友、邻居和熟人这些非正式纽带，也指涉共同体成员对公民结社、宗教机构、运动团队、志愿活动这些正式机制的参与。（p. 233）（括号中标注的是本书中译本页码，引语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除非特别说明，下同）

其次，就其基本重要性而论，社会资本是“预判个人和社区之幸福程度的一项强指标”，因为社会成员的“健康、幸福、教育水平、公共安全、以及（尤其是）儿童福利（child welfare），都难免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p. 233）

于是，为了真正理解《我们的孩子》中的根本焦虑和应对之道，在作者本人的学术脉络之内可能需要远参2000年的《独自打保龄》甚至1993年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近参2003年的《一起变得更好：复兴美国社区》（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以及2010年的《美国恩典：宗教如何分裂和团结我们》（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2]

罗伯特·帕特南四本相关专著的封面。本期推送题图用的是Better Together的封面主图。

不过回到眼下对成长和教育问题的专注，借助上述对社会资本的含义和重要性的简要界定已经足够。就此，在本书的主体章节（二至五章）对家庭结构、养育模式、学校教育、社群支持四方面的阶层差距分析中，家庭结构和养育模式两方面倾向于凸显机会不平等自身的显著性[3]，而学校教育和社区支持方面的阶层不平等则更为直接地表现为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

其中，学校一端连接着家庭和私人事务 ，另一端连接着社区、社会和公共生活，一端连接着个人成长早期，另一端连接着与成年相关的职业化和社会化，因而既可能是集中体现、固化、甚或扩大现存不平等的场所，也可能是用以动员社会资本（例见p. 285）、重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以致缩减机会不平等的有效组织手段（pp. 206-207）。

社区和更广义的共同体形式也体现出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在探索“路在何方”的第六章中，家庭、学校、社会各层面的旨在缩小机会鸿沟的策略都指向了人际联合、社会组织、邻里再造、社区扶持等纽带和机制应当发挥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专门讨论邻里社区方面的疑难问题的第五章中，已经呈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方面不仅“非常显著”、而且“持续扩张”的阶层差距（p. 237）。 

基础区分：两类社会资本

隐匿其中的另一线索却可能是：与其追究和改造学校和社区就整合社会资本而言的两面性，不如重新采纳帕特南在他最擅长领域的更早著述中做出的一处重要区分[4]，即，不如重新强调社会资本自身就可分为性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包容性的（inclusive），一类是排他性的（exclusive）。

前者是连接式的（bridging），后者是黏合式的（bonding）；前者是向外（outward）关注的，后者是向内（inward）关注的。或者直接借用词语本身的譬喻：前者如同桥梁，后者如同绑索。

Robert D. Putnam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p.20

借助两类社会资本的根本差异，本书的事业就更显白无疑 [5]。例如，当作者忧虑于美国式的不平等“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如说是邻里社区间的不平等”时（p. 244），当他看似不经意地评论道“推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社区杂居……不会自动生成‘连接式社会资本’”时（p. 282 [6]），他所担心的是排他性的黏合式社会资本造成的难以突破的困局。

同样，当作者怀念自己的故乡在上世纪50年代还未出现经济安全、家庭结构、养儿育女、学校教育、及社区生活等方面的阶级差异甚至阶层隔离，而低微阶级出身并不会限制孩子们的天赋和进取心时（p. 7-22），当他激赏一位“虎妈”式的富家长颇为难得地同样关心出生于贫穷家庭、成长于危险社区的另一类青少年时（p. 181），……

以及最根本地，当他在全书各处强调穷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孩子”一语的真实意味时，他所推崇的是包容性的连接式社会资本对消弭不平等而言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借助社会资本与机会平等的关系理解本书，大致值得关注三方面问题：其一是机会鸿沟与社区衰落的伴生，二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与社群理想的对峙，三是何种共同体方案有助于捍卫机会平等。三者又都关乎两类社会资本的前述区别。此外，由美国反观中国时，亦可折射出我们这里的“我们”在同类问题上的异同。

在展开上述四方面的解读之前，一个颇显冗余的概念澄清是：社区，社群，共同体，这三个说法对应的是同一个英文词“community”。本书第五章原标题是“community”，中译本直接作“邻里社区”无疑窄化了原意。我会根据语境选择最恰当的表述。  

05谁的共同体？——机会鸿沟与社区衰落的伴生

《独自打保龄》（2000年）与《我们的孩子》（2015年）之间，作者本人已经足以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的阶层差异发生了明显的值得担忧的变化：

由于非亲属的社会关系网的更快收缩，美国人越来越彼此疏离，越来越退回到以家庭血亲联结为主、不断同质化的“亲属关系孤岛”。不仅如此，社会关系的阶层差距也一方面“非常显著”，另一方面“持续扩张”。（p. 237）

而且，就连因特网这种一度被寄予厚望的充分互联共享的新技术也在进一步“扩张机会鸿沟”，因为正如传统上对图书和邮政系统的使用中存在的不平等一样，研究表明，富人总会以促进社会流动的方式使用互联网，而穷人对互联网的运用通常无助于社会流动。（p. 237-239）

从细节处抽身一步，概括而论，本书第五章从社会网络、良师贵人、邻里环境、宗教团体等诸多方面表明社会资本的不均衡分配加剧了“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机会鸿沟（p. 233-254）：

就社会网络来说，受教育状况、种族和阶层都既影响着“强关系”（例如亲密好友）支持度，又影响着“弱关系”（例如手握权力或重要资源、甚至能够促成社会流动的点头之交）的广度和多元性。社会资本兼以经济能力，富孩子有着穷孩子难望项背的发展能力、实现自我的机会，如遇危机，前者也有着后者无从设想的安全阀。

就获得家庭之外的良师贵人的“非正式指导”的可能性来说，显而易见，既然较低阶层的孩子在强关系和弱关系方面都相当薄弱，这类资源也就极为稀缺。

若干相关统计结论：美国孩子能得到的非正式指导是正式指导的八倍；富孩子遇到非正式导师的可能性是穷孩子的两到三倍；富孩子获得的非正式指导不仅数量更多，而且质量更高；正式指导无法弥合非正式指导造成的阶层差距；指导资源的不均，加剧了学校教育已经导致的见识鸿沟（savvy gap）。

就邻里环境来说，首先，阶级隔离越发壁垒森严，穷人不见于富社区，富人不见于穷社区；其次，社区越穷，就越缺少邻里合作，社区越富，就越有更高的信任度和由此导致的更好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从而，居住的阶级隔离意味着信任红利和集体效能越来越多地只令富家孩子受益。相比之下，穷社区不仅信任度低，而且常常充斥着犯罪、毒品和暴力，穷孩子连安全成长都成问题。

一个美国特色的关注点：就宗教团体来说，尽管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传统上更少阶级偏见、更欢迎穷人，如今的穷人家庭却比富人家庭更大程度地远离宗教。数据表明，较高阶层信徒在宗教兴盛时增加更快，在宗教衰退时回落更慢。这意味着，宗教和教会已经很难为穷孩子提供额外的援助。

 在讨论社区共同体的章节中，作者比较了费城的两个区域：Lower Merion Township和Kensinton。这是车行距离不足半小时的两地，除了路网密集度和色彩，卫星地图看不出太多端倪。不过确实如作者所描绘，前者“树荫掩映”，“田园风光如画”, “蜿蜒的行车道”划分着“奢华庄园”和“私人公馆”；后者则建筑“逼仄”，“灰头土脸”（p. 216）

上述四方面中，邻里环境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回到本书第四章，作者已经发现，学生学业成就的重点在于与何人同窗（p. 182-197）：但这里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个人习惯与作风上的相互影响；这里基本的事实真相是，学生的家庭背景要比学校自身的投入更能决定学校的质量，而学生群体的社会组成才是最大程度上决定学生的当下成绩和未来成就（甚至包括成年后的经济收入）的校园因素。

无论如何，即使富社区的学校明显受益于本地税收收入，学校的财力也绝非美国阶层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的主因。更合理的解释毋宁是，学生群体“从校外带入校内的种种资源和习气”、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生与学校所在社区的氛围，才是导致好则愈好、差则每况愈下的关键。

同时，居住的贫富隔离进一步意味着，家庭背景和社区氛围已经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在指征。就孩子的成长来说，社区和学校的作用也已经协力为一：这对富孩子来说是双重的支持，对穷孩子来说则是双重的无助甚至打击。不难注意到的一例：第五章论及社区良师的非正式指导时，确定正式指导无法弥合非正式指导造成的阶级差距（p. 242）；回到第四章则又易见，即使正式的学校教育也难免成为扩大阶层鸿沟的“场域”（p. 182, 206, 213）。

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的力量总是在同一方向上彼此强化，使得“穷孩子从出生后就背负着无形的重担”（p. 213）。这就无怪乎机会鸿沟无处不在，不平等的裂隙与日俱增。

回到对学校和教育的专门关注，三者协同导致的恶果还包括：贫困学校时刻面临自身所在社会环境施加的挑战（p. 195）；穷人学校的教师流失居高不下（p. 196）；自底层四分之一家庭中的孩子，超过25%无法完成高中学业，取得大学学位的屈指可数（p. 208-209）；即使能够读大学，穷孩子也往往进入社区大学，从此再无更高学习平台，或者大量进入盈利性学校，学业甫一开始即背负沉重债务（p. 210-211）；……

还有作者刻意“放在最后说”的惊人数据：成绩最好的穷孩子中，29%最终从大学毕业；成绩最差的富孩子中，却有30%能拿到大学文凭（p. 214-215）。

总结来看，无论关注学校教育还是关注邻里社区，一幅固定化的景象总是：较高阶层享有多样的共同体联合和丰富的社会资本，较低阶层则几乎毫无共同体可言。进而言之，较高阶层享受着排他性共同体带来的专属便利，较低阶层则往往不得不退守至原本就脆弱残缺的家庭世界——没有任何共同体是他们的，既难拥有他们自己的社群，也难加入跨阶层的联合。

这样一来，作者笔下反复提及的图景便包括：有色种族的穷人过着孤立的原子式生活（p. 234），穷孩子活成了一个个孤岛（p. 251），每个人都在逐渐成为孤岛这一趋势的负面影响主要落在下层阶级身上（p. 237）——比如即便同为孤岛，富孩子仍可达至诗和远方，穷孩子却只有眼前的苟且（p. 251）。
 
此外，就更大范围的政治共同体而言，较低阶层缺乏共同体生活的证据也体现为机会不平等导致的民主危机（p. 263-269）。换言之，社会资本的不均衡分布除了表现为阶层鸿沟，还表现为参与赤字。

公共性疏离和政治冷漠，使得公民形成原子化的群众社会（mass society），这一度被刻画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土壤。而在帕特南的描述里，政治冷漠的公民主要是国家共同体中的低阶层成员。而政治参与的阶级差距代际积累，除了有极权化的不确定风险之外，也会直接导致民主系统的代表性不足，导致各级别政治共同体只是参与者的共同体——只是更热心于政治的高知和高阶层公民的共同体。  

下期预告：
  
06何种共同体？——身份政治与社群理想的对峙

《我们的孩子》全书贯穿始终的图式是高阶层和低阶层之间的剪刀差，是美国全国范围内早已分化、并持续恶化的阶层不平等。作者明确强调，阶层出身（class origins）已经取代了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成为个人成长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社会樊篱；而即使是那些表现为种族差距的现象，背后的真实成因也往往可能在于经济贫富和教育水平高低。（p. 21-22）

因而毫不奇怪，很多解读者倾向于认为本书的核心主题是阶层固化和由此导致的个人上升通道关闭，而不是机会鸿沟与共同体衰落二者的伴生和相互加强。但须再次强调，原子化的解读思路只会恶化作者真正警惕的困境；共同体眼下仍是恶状的温床，但也须是解决之道。

将讨论思路继续推进一小步：本书是否也可实质共担一项晚近学术事业，即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主宰了哲学理想和政策实践之后，主张传统阶级政治的重归？

本系列推书连载的下一篇将从呈现并探察这一问题开始。敬请期待 

注：
[1] 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的关注面也就与那个已经过于庞大的“citizenship theory”论域连接在了一起。
[2] 一例：译者正是因为未能适时回忆起《独自打保龄》中的一对核心概念，而在作者的一处重要评述中把关键词“bridging social capital”翻译错了（p. 282）。这对被着意区分的核心概念即是：黏合式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连接式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后文必要时会引入对这对概念的具体说明。
[3] 本系列的第二部分已经完成了对此的基本讨论。
[4] Robert D. Putnam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and Schuster, p.20; 另参中译本。
[5] 本书并未采取这种社会资本两相区分的分析策略，或许只是因为“机会平等”才是作者的新兴奋点。

[6] 译文有改动。也许把“bridging social capital”译为“桥接式社会资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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