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LAB原创作者黑鱼与橘猫的上次专栏，结合基督教神学视角探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一章中的自由问题。本期专栏将切换视角，讨论法国当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一书，揭示其如何经由批判马克思的物质生产逻辑，而间接触及了“编码—解码”范式下的自由问题。
 
《生产之镜》出版于1973年，是鲍德里亚思想转折中 ——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 —— 的标志性著作。我们立足于对该书第一章“劳动概念”的文本分析，重点讨论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最猛烈的两个战场：需要与劳动的“共谋”、生产和消费的“断裂”，由此呈现马克思物质生产逻辑与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编码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试图还原一个鲍德里亚视域之下的马克思。最后，我们还尝试论述在何种意义上鲍德里亚实现了对于马克思视域极限的承接、突破和拓展。

《生产之镜》是法国当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的代表作，它标志着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重大转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思潮。我们可以在该书的第一章“劳动概念”这一部分找到他对马克思进行批判的焦点：物质生产逻辑与生产劳动概念。其中又可以具体化为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需要”与“劳动”之间是如何构成“共谋”关系的？；其二，为什么说马克思的“生产”和鲍德里亚的“消费”之间存在根本的“断裂”? 经由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和阐明，鲍德里亚发现了隐藏在物质生产逻辑背后的“生产之镜”，阐明了一种新的编码模式——“象征交换”，同时遗留下如何打碎“生产之镜”这个棘手问题。【1】
 
需要和劳动的“共谋” —— 人的双重“类”面孔 

首先，笔者想要以树木为例来阐述需要和劳动之间的共谋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树木之所以是有用的，是因为对于人类而言，它可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例如建造房屋、船舶等等，即树木有它独特的功能。

但是，这里的功能还远不具有价值的维度，因为对于人类而言每个自然物的功能都是独特的，除了树木，土地可以用来耕种，但是，我们无法在任何价值维度上谈论树木的功能和土地的功能孰优孰劣，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具有“质”的区别，正如我们无法比较“一小时”和“一米”谁更长。

仅当某种共同的、可以量化的统一标准出现之后，不同功能的比较才是可能的。马克思为此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即劳动。树木作为木材，土地作为资源，它们之中都凝结了可以经由时间量化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就是马克思找到的其经济学价值的共同基础。

可以说，仅当有了劳动这个编码系统的“源代码”，我们才能解码出“价值”，既包括具有质的独特性的“使用价值”以及具有量的可计算性的“交换价值”。

如上所述，马克思解码出“价值”，正是为了使不同自然物的功能能够在同一编码系统中得到量化，从而解释不同功能性的物品之间的等价交换何以可能。树木和土地的功能性在“劳动”这一编码系统中具有了可供量化比较的前提—— 交换价值。而与其功能性这一所指相对应的能指则被解码为“使用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鲍德里亚说：
 
交换价值使得产品的使用价值显现为自己的人类学视野。正是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决定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具体起源以及劳动行为的目的，并将这些显现为人作为‘类’的借口。（p.10）
 
然而，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在自然中，树木原本不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树木就是树木自身，它汲取雨水、吸收阳光，茁壮成长，这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功能性。

既然如此，树木的功能性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实际上，这正是在人类学的视野下解码树木这一自然物的结果，而它的源代码就是“需要”。

如前所述，正是树木被解码为“木材”，能够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它才具有功能性。换而言之，功能性是被我们的需要“生产”出来的。如果换一种编码模式，不从“需要”这一视角出发，树木便会呈现为截然不同的解码符号，例如在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笔下，“树木是大地书写在天空中的诗歌。我们砍下树木做成记录我们空虚的纸张。”【2】
 
诗人眼中的树木并不具有任何的功能属性，而仅仅呈现为与天地和谐共存的自在物。由此可见，正是从我们自身的需要出发，树木才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功能，我们的需要便构成了树木有用性的人类学视野。
 
在马克思看来，经由生产劳动，我们得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这也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因而是人的类本质。当马克思把生产劳动视为最高价值加以确立之时，其使用的旨在批判国民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套术语——“生产力”、“价值”、“交换价值”等， 实际上都是由“劳动”这一源代码建构并“生产”出来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
 
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使用价值、指涉‘并不存在’。它们仅是由交换价值体系的发展生产出来的概念，并被投注到类的维度中。（p.11）
 
回到前例，树木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首先源于它对人类有用，从而具有某种功能，这是由源代码“需要”解码出来的；其次，那个功能在“劳动”这一编码系统中又能够得到量化，从而具有了可以计算的经济价值。作为所指，它由“劳动”这一源代码解码为能指的“使用价值”。正是在“需要— 劳动”这一双重的编码系统中，树木这个原本自生自长的自然物具有了“使用价值”这一功能属性。因此，鲍德里亚将“需要”和“劳动”的这种共谋关系看作人的双重“类”面孔：
 
由此看来，人具有需要和劳动力的双重潜能，普通的人的这一双重‘类’面孔，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生产出来的。(p.11)

生产和消费的“断裂” —— 编码模式的视域转换 
 
正如树木并非只作为一个功能物而存在，它自身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人类自身也不仅作为一个劳动者或者生产者而立足，否则的话，倘若我们无法呈现别的可能，没有另一种不同的编码模式，那就意味着我们天生就没有自由。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需要 — 劳动” 这种编码系统的危险便在于此：
 
这种观点把劳动看作是价值，看作是自身的目的，看作是绝对命令。劳动失去了它的否定性，被提高为绝对价值。(p.16)
 
如果劳动被视为绝对价值，人的类本质就同时被视为劳动者或者生产者。由于生产劳动旨在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劳动的价值体现在商品即劳动对象之中，因此，我们必须经由一个本来外在于我们的劳动对象来实现我们自身的价值，从而实现我们的类本质。

劳动对象成为了一个绝对的“他者”，出现在我们面前，不再只是满足我们各种需要的工具手段，而成了我们实现自身的绝对目的。为此，鲍德里亚特地引用了马尔库塞的一段话加以证明：

这种劳动的负担性归根到底表现为人类存在本质中的否定性：人只能通过自身的他在才能达到自身，只有通过“外化”和“异化”才能达到自身。【3】

无论“外化劳动”还是“异化劳动”，本质上皆是经由自身的“他在”实现自身价值的活动，区别仅在于：前者肯定自身价值，后者则否定自身价值。归根结底，二者都是同一编码模式下解码的结果。

如果人类仅被视为一个生产者，那么，不但劳动对象已然成为我们实现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绝对“他者”，而且，由于我们的本质是“生产”，这是一种“经济学的理性方式”，强调合理与计算，我们因而必然会在自身之中压抑那些在那个编码系统之下不大适合的、类似于系统“病毒”的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

这一点早已为韦伯洞察。鲍德里亚由此证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何会导向最纯粹的基督教伦理学，或者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何会导向自己的对立面。【4】
 
然而，事实上，人类不只有“生产者”这一副面孔，我们完全可能以“消费者”自居。必须强调，这里的“消费”概念并不与马克思视域之下的“生产”这个符码对立，因为在马克思的视域下，生产与消费都是“需要— 劳动”编码系统解码的结果，二者没有本质区别。这就不难解释为何马克思一直论证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同一：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自然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形状和特性。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5】
 
无论“生产的消费”或者“消费的生产”，都是同一编码系统下解码的结果，本质上并未摆脱物质生产的逻辑。与此相反，鲍德里亚视域下的消费则是与生产完全的“断裂”，也就是说，这里的“消费”同样不与“生产”相对立，但与马克思的原因解释截然不同。“消费”乃是与“需要—劳动”编码系统完全不同的“象征交换”这个新编码模式解码的产物，两种编码模式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力量的“耗费”，并不是纯粹浪费式的耗费，就象巴塔耶意义上的象征性耗费（颤动）一样，它仍然是经济的、生产性的、完成了的耗费，因为在与他者的结合中，产生了唤醒土地（或物质）的生产力。这是一种有用的耗费，一次投资，而不是肉体力量的无偿的、狂欢式的加强，不是死亡的游戏或欲望的表演。……它无法建构出象征交换。…… 所以，身体的这种耗费直接是价值的投资，它投身于价值之中，相反，所有的象征都投身于游戏中，就像在礼物交换或耗费中一样。(p.26)
 
在鲍德里亚的视域下，“消费”符号实际上并不是“需要—劳动”这个编码系统解码的结果，它依存于“象征交换”这一新的编码模式，从中还能解码出“游戏”、“礼物交换”等新的术语。所以，正如鲍德里亚所言：
 
真正的断裂并不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而在于象征交换和劳动（生产、经济学）之间。(p.28)
 
劳动不只具有经济价值的维度，不只是生产性的劳动，同时也可以是单纯“耗费”式的、非价值的、非生产性的游戏本身。在价值模式与非价值模式之间，马克思其实拥有选择的机会，但他最终仅把劳动框定在价值领域中，这就是他的劳动概念必须被视为意识形态概念经受激进批判的原因（p.25）。

那么，“象征交换”究竟是什么呢？鲍德里亚并未对此给出一个传统形而上学家惯用的属加种差式定义，类似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是政治的动物”。鲍德里亚更多只描述象征交换不是什么。这里且举三例：

首先，象征交换排除了任何异质的剩余。
 
在这种交换中，关系（而不是“社会”）是联结性的，排除了任何剩余：任何不能被交换或象征地分享的东西，都会打破这种相互性，构建着权力。或者说，这种交换排除了所有的“生产”。(p.63)
 
其次，象征交换与经济原则相对立，它是连续而相互的，而不是断裂且支配的。
 
象征交换与我们的经济相对立，我们的经济建立在无限制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在契约交换的非连续抽象的基础上。（p.64）
 
再者，象征交换排斥“生产”逻辑，它是否定性的，同时消费自身。
 
在原始交换中，生产从来不是目的或手段，生产的这种含义产生于别处。生产在原始社会也不是（曾经强调过的）潜能。相反，在积累的最终目的和合理自律中（生产总是目的和手段），它不断地遭到相互交换的否定和挥发，这种交换在无穷的运行中消费着自己。(p.64)
 
“象征交换”编码模式下的原始社会之中，原始人与原始人之间的物物交换并不遵循马克思的物质生产逻辑。当A 经由一年的辛勤耕作收获了富余的食物时，即便现在缺少一匹布，他也未必会用剩余的粮食和B交换；同样，即使A 这年收成不好，收获的粮食仅够温饱，没有什么剩余，他也未必不会节衣缩食，用所剩不多的粮食去和B交换布匹。

此外，A也完全有可能用远超于布匹实际价值的粮食兑换布匹，或者，B无任何实际经济利益考量而无偿地把布匹赠给A。 再比如，原始人出于树神崇拜，没有把树木视为可用的木材，反而祭拜树神，并不企求任何价值对等的回报。

在“象征交换”编码模式中，不存在任何公式化、教条式的经济现实，任何的劳动都是单纯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游戏，任何交换都出于偶然的契机，其中并无任何必然的“第一因”。因此，由这个编码模式解码出的“消费”本身并不是“生产”的结果，而仅仅是肉体力量的单纯无偿的狂欢。

结论

经由对《生产之镜》第一章“劳动概念”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在鲍德里亚的视域下，马克思最大的缺陷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关注的当前的社会经济事实其实已经处于一套固有的编码系统即“需要—劳动”的解码之下。因此，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戴着一副特制的“眼镜”观察世界，却不自知。

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时，马克思强调自己从一个“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
 
他没有明晰地意识到，这里的“经济事实”已经由“需要—劳动”这个编码系统进行解码，因为诸如“工人”、“商品”、“增值”等概念正是由物质生产逻辑解读出来的标志性术语。因此，鲍德里亚一阵见血地指出：
 
马克思将经济学的理性方式普遍化了，并作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中。他以宏大的模拟模式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p.14)
 
鲍德里亚比马克思略进一步：他描述并阐明了还有与“需要-劳动”编码系统截然不同的一种非生产性的编码模式即“象征交换”。尽管有学者“诟病”鲍德里亚，质疑他描述的“象征交换”虽然具有非生产、非公式化的特征，但根本上说，也不过是由“需要-劳动”这个编码系统本身所“生产”出来的对立面罢了。由此出发，他也并未彻底摆脱“生产”逻辑。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首先，鲍德里亚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象征交换”不会与物质生产同时出现，也不是与之对立的解码符号，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断裂”，完全处于不同的视域之下，是根本不同的解码视角。

其次，鲍德里亚突破了马克思的视域局限：他不仅指出了马克思佩戴的那副“物质生产”型号的眼镜（马克思从未明确提及这一点），同时承认自己也戴着一副“象征交换”型号的眼镜描述世界。换而言之，仅当鲍德里亚洞察到有一面“生产之镜”时，即便最终未能打碎那面“魔镜”，他仍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对此，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第一章结尾曾为自己辩护：
 
为了克服费尔巴哈理论中模糊的局限性，无须在批判的名义下再次颠倒宗教形式，必须走向不同的层面，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激进的，才能揭示出真正的矛盾，最终解决宗教问题。今天，我们正处于同样的位置来面对马克思。对我们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基本完成。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再生产它的形式中耗尽了自己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不再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批判，这是纠缠不清的问题。沿着马克思革命活动的足迹，我们必须走向根本不同的层面。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这个层面就是象征交换及其理论。正如马克思想到必须扫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才能完成法哲学批判一样，这个领域的根本变革，首先就要批判全部意识形态范围内能指与符码的形而上学。(p.34)
 
鲍德里亚承接并拓展了马克思的视域极限，敏锐洞察到马克思物质生产逻辑背后的形而上学根基 —— “主-客”二分框架，这才是真正的“生产之镜”。而这个解构工作艰辛而庞大，自巴门尼德以降,“生产之镜”早已存在。胡塞尔现象学乃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这一解构任务提供了更为合适的路径，当然，这已远远超出目前的论域。

我们可以设想：闭上眼睛，回想自己最初诞生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然后，睁开眼睛，尝试以初生婴儿般“质朴”的目光打量四周。可以肯定，我们会有一些无法言说的朦胧的感受片断，却无法制造任何概念做出区分。

我们渐渐长大，突然有一天，我们学会了反思，有了“我”的意识，自明确从嘴里说出“我”开始，一个渐由概念建构的世界便慢慢被“生产”出来。
 
参考文献
1.（法）鲍德里亚著：《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3.（德）卡尔·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

4.（黎巴嫩）纪·哈·纪伯伦著：《纪伯伦诗集》，吴君丽译，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5

注释

【1】  参见（法）鲍德里亚著：《生产之镜》，仰海峰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 ，“中译本序言”部分。下文中标注p.xx处，均指引用自本书相关页码。 

【2】（黎巴嫩）纪·哈·纪伯伦 著：《纪伯伦诗集》，吴君丽 译，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5，第193页，67。

【3】、【4】 参阅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类困境》，第236页；《生产之镜》，第1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32页。

【6】（德）卡尔·马克思 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