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一直拖延待续，是因为欠缺一个得体的结尾。先前一切关于应当和理想的激辩，总是持续聚焦于“为什么”。而最末的问题，必该关乎“怎么办”。

现在我们知道了，没有什么比事实更有力。

从《我们的孩子》反观我们的孩子，近来最受热议的相关话题是所谓一块屏幕改变的命运。这令我们回想起帕特南在讨论家庭养育时曾敏锐地捕捉到的现象：富孩子拥有来自家长的更多“面对面时间”（face time），而穷孩子只能得到更多的“屏幕时间”（screen time）[1]。
 
 
现在在我们这里，一方面，“屏幕时间”从家庭养育延伸到了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这一意义上的“屏幕时间”似乎投射出希望之光。诚然，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电视和互联网一度都是处境不利者获取资讯乃至资源的窗口[2]。
 

但，我们足以为此乐观吗？现实中自有另一块相关拼图：乡村小学教师曾向我表达过[3]对他们所受的职业培训的不满，理由正是——极少有正式的外出学习机会，所谓教学技能培训，只不过是年复一年集中起来观看不断更新的视频投影。
 
这样说来，“屏幕时间”并不是欠发达地区的新鲜体验，但确是《我们的孩子》旨在揭示的阶层隔离问题的又一极佳缩影，关乎屏幕两侧的人们如何可能成为“我们”，关乎身居一侧的“我”如何对待生而属于另一侧的“我们的”孩子。
 
为了解答和解决这些指向“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至少一要问责整个政治共同体，二要问责其中的相对优势群体。这是帕特南的思路，也是我的思路。本次推送即以这两条线索展开，作为对美国危机和中国疑难的暂结式应对。

 共同体的公正陷阱—— 身份政治反而导致身份隔离 

本节原本的标题更为抽象：“期待什么样的共同体？——身份政治与社群理想的对峙”。为了直中要害，修改如此。

这里要讨论的是《我们的孩子》自始至终的重点所折射出的当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悖谬，即，身份政治的歧途。其根本问题是：原本强调人人自有尊严的身份政治，通向的却是身份隔离，从而在根本上不合理地有害于部分人的尊严。
 
同时，简言之，问题的显著原因在于：身份政治对人们彼此各有的尊严的强调，总是止于一念之间的态度改善。而如若过分强调差异[4]，同时又对个人生活前景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支持，身份政治就只会催生或恶化身份隔离。
 
在贯穿全书方方面面的成因分析和解决方案设想中，不妨注意到《我们的孩子》始终关注处境不利阶层的经济状况，把各类问题落实到经济根源，而经济干预也总是被强调为解决各方各面的阶层鸿沟问题的有效手段。引用一处典型的断言：“当然，我还是要补充一点，在不期而至的风险袭来之时，社会资本并不是上层阶级孩子所有的唯一优势；千万不要忘记经济能力”。（p. 237）
 
阶级-阶层政治复归意味着回到经济阶级（economicclass）这一起点，重新重视真实的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平等，“提出或许代价高昂、但能切实缓解不平等的方案”（福山语，点击有惊喜） ，而非止步于对个人尊严和群体尊严的抽象尊重。换句话说，止步于尊严和尊重要容易得多，但只不过是口惠（粗俗地说，“嘴炮”），对解决不平等问题毫无实效——这正是关于公正问题的“身份政治”陷阱。
 
鲁迅曾经说过：“否则，钱是要紧的。”
 
这话他真的说过，整句是：“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见《娜拉走后怎样》。向下没隔几行，又有另一句也很切题的名言：“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危机中的美国梦需要钱，形成中的中国梦也需要钱。蔽之以一言：任何关于“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理想都须落实为经济支持。否则，若是在不同类型的阶层和群体之间厚此薄彼，被忽视的甚或只是被榨取的那部分成员的不满就是难免的了。
 
但说到身份隔离和阶层隔离，尚有一个不可滑过的关键细节应予澄清：它们是两种隔离还是一种隔离？
 
帕特南明指为两种：《我们的孩子》全书贯穿始终的图式是高阶层和低阶层之间的剪刀差，是美国全国范围内早已分化、并持续恶化的阶层不平等。作者明确强调，阶层出身（class origins）已经取代了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成为个人成长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社会樊篱；而即使是那些表现为种族差距的现象，背后的真实成因也往往可能在于经济贫富和教育水平高低。（p. 21-22）
 
福山却始终暗示为一种，他所强调的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和政策实践从未真正缓解少数族裔、弱势性别、性少数群体等人群的生活困境——因为任何对特定身份的个体予以尊重和承认的“政治”本身，都要求着对个人尊严和生活前景做出积极扶持。左翼理想之危机恰在于对这种经济扶助和社会保障的不当忽视。
 
哪个概括更接近美国危机的实情，是个统计学问题。而两人的共同点，以及真正的规范性重点仍总是在于：身份政治的学术努力及社会运动诉求不当地转移、或局限了注意力。钱是要紧的。经济支持是共同体扶助弱势人士的真正重要之事。换句话说，处处盛行的“政左经右”或“社左经右”都是不融贯、有缺陷的承诺，与真正的左派理想背道而驰。
 
基于上述，具体到共同体政策和国家责任方面的“怎么办”，为了走出身份政治歧途和确保经济支持条件，至少有两方面的改善值得期待：
 
其一，政治共同体及其制度应避免搭“社会资本”便车，避免在社会治理等名目下将原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任务转嫁给私营部门。
 
这根本上是因为，在许多对于私人力量而言往往只是慈善责任的领域，对于国家和公共权力来说却是正义义务。例如就国家的基础教育职能而言，不应因为基层力量以一块屏幕缓解了弱势者教育资源的不足，即宽限自己应承担的重任。
 
否则，热心于同胞福祉的有作为的私人力量会陷入真正的道德困境：若无所作为，弱者可能改善无望；若有所作为，又极可能推迟真正有力量、有义务者的根本支持，客观上有助于不公正的公共制度长期苟活。
 
其二，退一步说，在国家职能和职责不能也不必大幅度扩张的情况下，应容许私人力量自助互助的充分机会与自由。
 
换言之，国家担责的底线是权责对等：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缩小国家权力，充分保障社会性的自组织；在不放弃权力的情况下，增加国家责任，充分提供相应的个人福利。
 
再次具体到“我们的孩子”的学校教育和社区支持问题：若不能即刻提供有效的扶助和福利[5]，至少不要进一步滑落为剥夺真正的教育从业者的自由。例如对于那块屏幕，固然应规范行业，但不应首先想到监管和审查其内容。
 
 基层人士的平等陷阱—— 流动性本身并不通向普遍改善 

我们常常误认为，流动性与机会开放似就等同于平等。但实情并非如此。这里的要旨似乎又一次回到了同系列第一篇的主题：执着于个人上升的“我”，无从与之谈共同生活着的“我们”。
 
当然也无从与之谈平等。
 
以一个较新的学术框架概括之，开放和流动性在遵循合理可辩护性的情况下[6]，也只不过意味着获取优势地位和可欲资源的程序公平（procedural fairness）；为了确保平等，同时还需要实质机会（substantive opportunity）。
 
其中，程序公平只是关乎部分人如何被选定获得优势和利益的过程，实质机会却关乎确保每个人、或者至少是尽可能多的人成为上述选定过程的合格候选人的必要教育条件和其他条件。[7]
 
《我们的孩子》最末一章题为“路在何方”（What is to be Done?），作者基于美国的实情和社会制度结构而提出的，正是能够促进上述这种“实质机会”的政策建议。而自然，其中每一种都关乎实质性的资金投入和社会资本养育。不仅如此，作为建言者和实干者的帕特南及其团队继续专门致力于缩小青少年“机会鸿沟”的努力，并进一步发布关于弥合机会鸿沟的报告[8]。
 
而在我们这里，什么才是通向改善的第一步？上节说的是国家，本节继续说说个人。鉴于本节与上节共享着同一个身份政治vs.阶层政治的背景，因此不妨直入“怎么办”的主题。基于流动性与平等之间的罅隙，以历史教训和生活经验观之，在政治共同体个人成员身上也至少有两方面的改善值得期待：
 
其一，对于已经有了资源初步积累的个人，在寻求阶层流动和地位上升时尤其应当防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模式，从而防止平等意识的淡化。换句话说，以“宁有种乎”为信念、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为动机去对抗和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就只会误入执着“寒门贵子”的歧途。
 
流动性和机会开放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平等——此处强调了这一点，也就不期然回答了本系列第一次推送所批评的现象背后的根本成因。而上一段强调“尤其应当防范”，恰也是基于描述性理由：历史地看，将平等作为价值追求的主体，似乎总不是最弱势者。这不难理解：只有相对处境较好的人，第一直觉才是设想通过推行平等而达成底层的改善。真正的底层，往往只需要“流动性”本身、需要重新洗牌的机会罢了。
 
若不能在资源积累、地位上升的同时克服价值观的贫乏，上升就只会伴生以跌落的恐惧，由此导致优势群体保持受害者思维模式的现象。晚近美国一种典型的趋势，是一种可称之两相矛盾修辞（oxymoron）的“右翼身份政治”，一个典型的相关例子，即表现为“Blue Lives Matter”运动（即警察平权运动）对身份政治的滥用。它是“BlackLives Matter”运动（即黑人平权运动）的反向运动，却并不警觉身份政治仅只适用于权力结构中的被支配者。与之相似，认定中国#MeToo运动不当地使得男性反倒成为性别弱势方的论调，也是优势者缺乏自省的明显一例。

一个不那么典型但却仍然相关的趋势也值得一提，因为它呼应了帕特南所担心的机会不平等的公共后果和政治后果：政治冷漠，公民的群氓化，公共合理性的丧失。在特朗普的胜选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弱势白人被充分激发了针对弱势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资源争夺，但却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本身无所觉知。
 
其二，除了防范“宁有种乎”模式、从而避免对现时与未来的所得与可得的缩减式错误认知之外，还应防范“感谢贫穷”模式、从而避免对过去被克服的不利或苦难的放大式错误认知。
 
对不利的起点和处境的放大式强调之所以有害，一方面是因为它会导致对应得的放大式期待，从而在所得相对不足时促发相对剥夺感，造成负面后果。更重要的是，“感谢贫穷”所意味着的价值观贫乏在根本上不利于判断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感受自己对他人的亏欠、以及形成对已向上流动人士格外重要的正义感。
 
贫穷无可谢。无非一谢父母，二谢天赋。
 
这样一来，身份政治的最根本原则对于原本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从重要的天赋因素来看，就罗尔斯式框架而言，实则未必多么“不利”）的上升者自身来说反倒很具积极意义：确立个人尊严，克服弱者心态和价值贫困。
 
总之，即使制度邪恶无望，我们也仍然并非无可作为。况且，一个佯谬恰恰在于，坏制度在作为它的变革者的共同体成员身上所要求的能力与美德，要比好制度在作为它的维系者的共同体成员身上所要求的还要多。
 
那么，为了更好、更平等、更有尊严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总结起来，努力的第一步，就是破除弱者心态：既要破除关于阶层流动的弱者心态，也要破除关于身份政治的弱者心态。
 
两类应破除的情形都会令帕特南的读者和我的读者感到熟悉：前一类导致我们的文化里关于“寒门贵子”的我执，后一类造成的正是今天西方世界典型的排他性公民身份认同——那种被广泛却不那么恰切地称为“民粹主义”的东西。
 
注释
[1]原书第三章第六节末尾写道：“With the spread of theInternet, TV is being gradually replaced by Web-based entertainment, but thebasic fact remains: rich kids get more face time, while poor kids get morescreen time.” 译者把最末半句具体化为，“当有钱的孩子正在同家长同进晚餐时，穷孩子却只能看电视”（p. 145），这是明显的误译，而且让关键信息就这样不当地溜走了。本节提到的“面对面时间”（face time）并不仅仅包含共进晚餐，还包含对早期教育而言至关重要的睡前故事时间等；而“屏幕时间”（screen time），作者在上半句还刚刚提醒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视已经渐渐被基于网络的娱乐所取代，但不变的是穷孩子总是只能面对“屏幕”。
[2]有专门研究曾表明，印度农村性别观的改善在于电视的普及和人们通过电视节目获得的新鲜而进步的观念。对此的一次通俗科普式讲述，可参见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超爆魔鬼经济学》第二章。而互联网对于信息开放和知识平等化的意义，更不待言。
[3]书评作者今年暑期曾跟随自己的学生的调研团队在某东部沿海省份某贫困县多个乡村小学走访，并尝试以《我们的孩子》为理想学术范本指导撰写调研报告。
[4]这里所说“过分强调差异”一点，与本节主线内容相距稍远。关于此，一个典型案例是当代南非独立解放运动以来以“文化差异”和“保护黑人文化传统”为理由的种族隔离制度实践。这样一种类似于“黑人与狗决不民主”的倾向，在秦晖《南非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经验》一文中有透彻分析，可见于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225.html
[5]调研发现，乡村中小学教育的无效扶助非常多，典型的例子比如因师资原因从不真正使用的实验楼（含实验室、音乐美术教师、图书馆、社团活动室、留守儿童之家等），以及因电力线路原因从不真正使用的空调设备。
[6]况且很多社会的流动，是伴随着暴力、偏狭、和随机性的。
[7] Cf. T. M. Scanlon, Why DoesInequality Mat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 4&5

[8]其官网见：https://www.theopportunitygap.com/。本次推送的题图即截取自他们的2016年报告封面。

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1RGMeBMZJgW4Ch-99M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