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央视春晚的口碑和收视率每况愈下，小品也因此越来越成为整场晚会的最大支柱。有人说，春晚小品已经从“赵本山时代”进入了“沈腾时代”。而当我们回望春晚小品的历史时，它的第一个时代无疑应该称为“陈佩斯时代”。

从1984年的《吃面条》开始，到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结束，陈佩斯先后11次登上春晚舞台，刻画了很多接地气的小人物，鲜活地反映了世间百态，为观众带去了无数欢乐。他的大部分小品都成为经典之作，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喜剧之王”。

在我看来，《警察与小偷》堪称这些作品中最经典的一个。陈佩斯在其中饰演一个假冒警察为同伙放风的小偷，生动细致地演绎了小偷对自己装扮的警察身份由惧怕、排斥，到入戏太深、协助办案民警抓住同伙的全过程。巧妙的情节设计，高超的表演技巧，立体的人物形象，让观众跟随表演的节奏时而忍俊不禁，时而捧腹大笑。

但它的经典之处尚不止此。透过这些让人欢笑的情节，我们可以在更深的层面上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孟子人性论的某些影响——无论这种呼应是有意设计还是无心为之。

“人之初，性本善”

陈佩斯饰演的“小偷”，是一个经历过多次劳教的惯犯，对警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所以当他扮成假警察、和朱时茂饰演的真警察聊天时，才有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不过，当他扶着一位盲人过马路之后，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了根本转变，真正进入了“警察”的角色。可以说，这个情节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

而这个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盲人对他这个“警察同志”表示了完全的信任，并给予了真诚的感谢。小偷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对警察的畏惧转变为对警察的认同，内在的良善之心因而被激发出来，由内而外地成为了一个“警察”。

如果说小偷象征着恶，警察象征着善，那么从小偷到警察的转变，就是从恶向善的转变。进而言之，任何小偷都是“潜在”的警察，并会在某些情境的诱发之下转变为现实的警察。也可以说，任何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这或许是《警察与小偷》这个标题的深层含义所在。而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这正是《三字经》开篇第一句所揭示的道理——“人之初，性本善”。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人之初，性本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它以通俗的方式标识了中国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性善论。最早明确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是先秦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孟子。他指出：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水无有不下，人无有不善。（《孟子·告子上》）

这是说，人性在本质倾向上是善的，就好比水的本质倾向是向下流一样。换言之，道德是内在于人性的，而不是人为设定的外在目标。

从根本上讲，性善论是要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寻找人性本身的依据。孟子强调，人类过一种道德生活是对人性本质倾向的符合和顺应而非违背和扭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天生的恶人可以单纯依靠后天的改造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好人，“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只可能是我们看花了眼。

而从逻辑上讲，性善论是可以成立的吗？孟子没有诉诸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对现实经验的观察和思考给出了证明：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刚会爬的小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但还没有危险意识，在空地上兴奋地到处乱爬。而不远处就是一口水井。这时你从旁边经过，猛然瞥见这一场景。孟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相同的——“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悚然一惊，心里感觉被什么揪住一样。

而我们之所以有这种反应，既不是由于与小孩子的父母相识，也不是要以此博取善良的名声，更不是厌恶小孩子掉到井里之后的哭声。原因很简单，在“乍见”的电光石火之间，根本来不及我们有任何主观思虑。在这种“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情况下，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才代表了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

可以说，这种“怵惕恻隐之心”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对同类如此，换作小猫小狗同样如此。甚至当一个茶杯在桌子边缘摇摇欲坠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那么，这种“怵惕恻隐之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南宋大儒朱熹解释说：“怵惕，惊动貌。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简而言之，这种反应就是对于他者所遭受苦难的伤切与同情。这是一种先天具有、植根人性、不可遏止的自然情感，是人性本善最为直观的证明。

在小品中，陈佩斯看到盲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扶她过马路，只是在对方表现出质疑之后才想起来表明自己“警察”的身份，以取得对方信任。可以说，这正是惯犯小偷也无法磨灭的恻隐之心的表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性光辉的闪耀。

“四端之心，人皆有之”

从“孺子入井”这个假设的场景出发，孟子证明了恻隐之心的普遍性，并以此类推出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普遍性：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孟子或许认为这些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所以没有再赘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王阳明的故事为羞恶之心补充一个有趣的例证。

据说，王阳明曾经抓到一个山贼。山贼对他说：“你说人人都有良知，像我这种人也有良知吗？”王阳明微笑着说：“当然有。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于是让山贼站在大堂里当众脱衣服，山贼一一照办。到最后只剩下一条短裤，山贼死活不肯再脱。王阳明说：“你虽然做了山贼，但还有最起码的羞耻之心。这就是你的良知。”山贼于是拜服认罪。

这个故事当然是后人杜撰，但与王阳明的精神也是相符合的。实际上，他也的确说过类似的话：“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陈佩斯在小品中表现出的忸怩害羞正反映了他内心对于小偷身份的某种拒斥。这既是羞耻之心的体现，也是是非之心的体现。

人类文明对羞耻之心的重视，东西方皆然。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上帝正是看到他们躲在树丛里面遮挡身体，才知道他们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于是将他们逐出伊甸园。因此有人说，羞耻之心是人类文明的开端。这或许是一种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的道德情感。

孟子认为，以上四种自然情感正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发端，正如初春的花草树木萌发出来的嫩芽一般，如果善于保护培养，就会成长为茂盛的植株，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四端之心”与仁义礼智四德的关系也是如此，只要善于保护并努力扩充四端之心，仁义礼智就可以备于一身，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道德完备的人。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并不容易，需要不懈坚持，时刻自我警醒。如果有所懈怠，就很可能前功尽弃。

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并不痛苦，反而可以获得快乐和幸福，因为这是顺应人性之本然的。陈佩斯在扶盲人过马路之后，感受到了这种快乐，所以才会急于做更多的事情来增加自己的快乐，确证自己的价值。他的行为虽然滑稽可笑，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内心涌动的为善的迫切需求。这正是人性向善的本质倾向的自然驱使。

“其势则然也”

自古至今，人们对性善论始终存在误解，认为这一哲学命题与现实并不相符：现实中存在如此多的丑恶现象，怎么可以说“人性本善”呢？后世对孟子性善论的质疑，大都是这样的思路。

实际上，“人性本善”并不是说人们现实中就表现为善的（这显然违背常识），而是说人性的本质倾向是善的。换言之，性善论指的是人为善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着人性的内在根据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性善论如何解释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恶？孟子在上文“水”的比喻之后继续解释道：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水往低处流，是水的自然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对其施加外力，水也可以高过我们的额头，甚至可以倒流到山上去。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乃是外在的“势”使它如此。同样的道理，人性本善，但现实中人也可以为恶，这并非人的本性使然，同样是受到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

外在环境对人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古人早就认识到的道理：“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是以物喻人。孟子则观察到另一个现象：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年成好的时候成长的人更容易为善，年成差的时候成长的人容易为恶。这并不是因为天生人性各不相同，而是成长环境影响了他们的心志。丰收年衣食丰饶，生活有所保障，因此性格一般比较温和，不会为非作歹；灾荒年衣食匮乏，生活没有保障，性格就会更强横一些。

 “存天理，灭人欲”

当然，这只是就通常情况而言，并非绝对如此。实际上，环境好坏只是外在因素，更根本的还在于自我能否持守本心。人们往往被过度的欲望所牵引，做出违背本性的事情。长此以往，内心的善端就会被逐渐消磨殆尽。这就造成了现实中的诸多丑恶现象。

宋代理学家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人天生的善性好比晶莹光亮的珍珠，外在的物欲好比浑浊的污水；珍珠堕入污水中，光芒被暂时遮蔽，好比善良本性被过度的欲望所遮蔽，由此产生现实的恶。但是，珍珠的光芒并未因此消失，去除污水的遮蔽，光芒会重新显现；人的善良本性始终存在，只要坚持自我修养，去除物欲的牵引，为善的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性。

为此，宋儒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句话至今仍然广遭诟病，认为理学压抑人的自然欲望。这里需要做一些澄清。客观地说，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这句话被人们僵化和歪曲理解，造成了明清社会的某些禁欲主义现象。然而，它在宋儒那里的本意并非如此。

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合理的饮食欲求，是人们自我保存的必然要求，是符合天理的；而一味地要求美食，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这就是人欲。因此，宋儒并不是要压抑人的所有欲望，而是要人们克制过度的欲求。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人们的欲望被无限放大，甚至被不断地制造出来，不正是“人欲”的无限扩张吗？人类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从根本上来说，不正是“人欲”扩张的后果吗？在当今时代，“存天理，灭人欲”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

喜剧还是悲剧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警察与小偷》给人们带去了无数的欢乐，堪称小品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它在笑声的表面之下又蕴藏着某些深刻的东西，有心人可以从中看到更多。

小偷在和警察周旋过程中的进退失据、弄巧成拙、东施效颦，乃至最后的作茧自缚，每一处都戳中了我们的笑点。“假扮警察的小偷”这样一种身份设定所构成的张力，无疑是对这个“愚蠢”的小偷的嘲讽。由此来看，这个小品当然是一部喜剧。

然而，透过小偷的“愚蠢”，我们又分明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的闪光点。在假扮警察的过程中，他内心的善良本性被重新激发出来，他对警察及其所象征的善产生了真正的认同。在小品最后，当他得知自己原来是小偷的时候，蹲在地上一声长叹——这是内心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瞬间崩塌的声音。由此来看，这又是一部悲剧。我们在笑的同时，也不免发出一声叹息——这也是我们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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