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每年高考都会掀起一阵社会舆论热潮，然而近来社会舆论对高考的关注重点似乎正在从原先的“状元去哪儿”向“寒门能否出贵子”转移——从前只知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如何，现在却发现：原来“别人家”如何才是关键！与此同时，教育部及各大重点高校近年来也开始为寒门学子提供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等招生政策倾斜，以期让高考仍可发挥“知识改变命运”的作用。总而言之，教育平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跨文化的议题。天行推书曾在去年陆续推出由贾韬博士撰写的《我们的孩子》系列文章（点击查看）；而本期推书则将由哲学博士冀之驴为大家解读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的专著《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延续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寒门难出贵子：中国问题的美国回答

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越来越成为人们老生常谈、久盛不衰的社会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相关的新闻热点[1]。这固然与媒体的营销炒作难脱干系，但根本上则是因为这一话题戳中了大众的心理痛点。

公共舆论对这一现象的反复讨论，折射出人们对于当今社会现实的普遍忧虑：社会流动性（当然是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不断减弱，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社会不平等问题逐渐突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找到无数事例来证实这种忧虑。而“寒门难出贵子”之所以特别牵动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它在根本上挑战了现代社会普遍确信的基本原则——人人生而平等。

不过，公共舆论往往停留于对这一社会不公现象的道德批判，对其背后的原因却很少有严肃的讨论；而严谨的学术研究则往往由于其专业性影响了可读性，从而难以进入大众的视野。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下，作为“他山之石”的《不平等的童年》甫一问世，便迅速成为大众畅销书[2] ，与《我们的孩子》 等书一起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阅读高潮[3]。

《不平等的童年》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的代表作，初版于2003年，再版于2011年。该书基于社会学调研的结果，系统分析了父母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教育方式以及人生经历的，从而揭示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实现代际传递的。

换言之，作者回答了一个中国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寒门为何难出贵子？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该书的书名“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与美国《独立宣言》开篇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形成了一种略带讽刺意味的对比。而在书中，作者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主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提出了挑战，这一主流价值观通常被概括为“美国梦”：

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相信他们能凭自身力量来提高其生活水平。换言之，美国人相信这样的美国梦：“我们从小到大都相信的这个美国梦，虽然简单但却十分强大——只要你努力工作并按规则办事，你就会得到机会来实现自己，让你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生活的结果负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抱有这种美国式意识形态的信念，无论穷富，皆是如此。（p.8）

作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的确存在着阶级和阶层之分，很多社会资源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均匀分配的，而且这些资源还会代际传递。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里”（p.9）。[4]

与之类似的，作者在书中写道：“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p.3）这句夺人眼球的话被出版社“慧眼识珠”，印刷在了中译本的封底上。而腰封上的推荐语也同样突显了这一主题——“全面揭示‘美国梦’不平等的根源”。

出版方或许是在无意中使用了这些非常容易让人产生民族主义联想的语句，但本书的内容却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阅读本书不仅不会让我们产生民族自豪感，而且还会发现中国当下的家庭教育处境竟然与美国如此相似。正如上文所说，作者是要揭示“寒门难出贵子”背后的家庭教育机制：

本书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本书就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p.3）

这一结论对于中国社会同样适用。

两种家庭教育模式：协作培养vs成就自然成长

作者选取了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三种家庭进行跟踪调查，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中产阶级家庭主要采取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模式，而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主要采取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模式。

概括来说，协作培养是指家长深度参与到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之中，在家庭教育的各方面都有高度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成就自然成长则是指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更多采取放任态度，主要遵循孩子的自然成长规律。具体而言，两种模式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使用和家长对教育机构的态度等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在组织日常生活方面，中产阶级家庭的日程安排往往以孩子为中心，家长为孩子安排了各种有组织的业余活动，这些活动几乎占据了家长和孩子的全部空闲时间，但孩子却从中获得了很多重要的生活技能。

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则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参与很多业余活动，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

在运用日常语言方面，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他们往往采用说理、协商等方式与孩子进行平等对话，这些孩子因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特别是有成年人参与的社会活动。

与之相对地，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则不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他们往往采用指令式的语言，而孩子也很少对家长的指令提出挑战。

在对教育机构的态度方面，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往往采取干涉主义的态度，对学校和课外机构的教育方式提出明确的意见。

而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往往期待教育工作者及其他教职员工承担起领导的角色，在态度上更加被动和顺从。

那么，两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孩子会有哪些区别呢？作者并未简单评判以上两种教育方式的优劣，而是认为二者各有利弊，各自给孩子带来了固有的优势和不足。

在协作培养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生活技能，例如：与他人共事的能力、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词汇量、自我辩护的能力、与成年人交流的自信，以及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但也造成了很多问题，例如：缺少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争论、甚至产生各种无礼的行为。

与之相对地，在成就自然成长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很难习得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那些生活技能，他们词汇量缺乏、知识面不宽、在成年人面前更加顺从，这些都使得他们无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很多中产阶级同龄人所缺少的能力和品质，例如：更多独立的闲暇时间、与同龄人相处的能力、与家人更多的交流、对成年人的尊敬。

社会赋值：不同—不足—不平等

然而，两种孩子的性格特点和未来发展却有很大的差异：

在他们10岁时，中产阶级少年显得老练、世故、难以被感动；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显得更小、更活泼、更天真。而十年之后，这种模式发生了逆转：中产阶级年轻人显得更加年轻而乐观，后者则承受着更多现实生活的压力。“追踪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孩子们家庭之间存在的差距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p.361）

不难想象，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阶级的代际传递由此逐渐形成。

问题在于，这种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正如上节所说，从纯粹的教育角度来看，两种模式可谓各有千秋。然而，这些儿童教养惯行却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赋值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更加鼓励家长采取协作培养模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而成就自然成长的教育模式则通常会受到贬低：

比起使用指令性语言，家长跟孩子（甚至是2岁的孩子）讲道理在教育上被认为更有价值。专业人员认为把时间花在踢足球或打棒球上要比花在看电视上更有价值。（p.291）

第二，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内，不同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与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协作培养策略更有可能转变为社会利润。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协作培养中所获得的各种知识技能在未来升学和求职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他们的同龄人所获得的另一类生活技能却无法加持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

在不同之处（differences）渐渐被定义为不足之处（deficits）时，这些机构制度上的偏好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的不平等（institutionalized inequality）。（p.165）

而正是“组织机构运转的具体方式，造成了把优势传送给中产阶级家庭孩子这一结果”。（p.192）这里的组织机构，当然不仅仅指学校这类教育机构。

社会合理化：家庭教育模式背后的社会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学校等社会教育机构对两种不同教育模式的评价实际上是更广大的社会需求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微观反映。作者指出：“儿童课外活动的制度化”和协作培养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的；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些家长——包括中产阶级家长，都是在成就自然成长的儿童教养逻辑下长大的。这种转变被认为是现代生活“运作合理化”的影响——又被形象地称为“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即日常生活的日益标准化，其重点在于强调效率、可预测性、管控和可计算性上。（p.293）家庭生活和儿童休闲的合理化正是其重要表现。

敏感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这个单词，尽管作者并未重点标注。在此有必要做一简要介绍，以便过渡到之后的延伸讨论。“合理化”（或“理性化”）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分析现代社会时使用的核心概念。他将社会行动划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前者又包括工具合理性行动（又称为目的理性、形式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行动（又称为实质理性）。

韦伯在论述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特征时重点分析了前者。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指目标的确定和实现目标的手段都是经过理性选择的行动，也就是在对各种手段进行充分的理性计算的基础上，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并设法预测可能的后果。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组织都实行官僚制（也称科层制bureaucracy）管理：

官僚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高度体现。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是一个实施组织管理的严密的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一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功能效率关系上，以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现代社会中，组织管理的官僚制已经透到每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中，体现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百度百科”词条“官僚制”）

简单来说，整个社会变成了一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不停运转的庞大机器，每个社会组织都是这架机器的一部分，每个个体都被物化为这架机器的“螺丝钉”。回到本节的主题，成年人和儿童的区别仅仅在于，成年人已经被打磨好并安装到了合适的位置，而儿童则是仍然有待加工的半成品。只有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螺丝钉才会获得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那些不合格产品则会遭到社会淘汰。不幸的是，家庭和学校等基础教育组织充当了加工这些半成品螺丝钉的生产车间。更加不幸的是，这个过程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个体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专业人士的教育建议、升学和就业的考核要求——这些指标规定了家长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式；而这些指标最终指向的，则是庞大社会机器运转的需求。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的延伸分析，作者并未如此愤激，尽管她的确在有些地方暗示了这一点：“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经常被当成有待开发的项目，而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能在由家长划定的界限内自由成长。”（p.77）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客观地指出阶级的代际传递在家庭教育这一层面的运行逻辑。

不过，作者同样强调指出了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家庭教育模式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高薪制造业岗位流向其他国家，而待遇较差的服务行业职位随之增多。“好工作”越来越少，“差工作”越来越多，这直接导致就业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具有更高的社会竞争力，但由于中产阶级家庭掌握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因此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进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这是协作培养的家庭教育模式之所以在近二三十年间兴起的重要原因。

结论与反响：他山之石，如何攻玉

针对美国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现实，作者在第一版的最后一章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建议分为两个层面：

对于政府来说，作者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和税收政策等社会再分配手段减少家庭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同时，地方政府还要尽可能地为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各种活动支持。这些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政策建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似乎有些稀松平常，但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却非常激进，正如一位家长指出的——“太过社会主义”。

对于家庭来说，作者则采取了一种调和适中的态度。她建议中产阶级家庭要“放慢速度”：“减少孩子参加活动的数量，安排全家在一起的时间，优先考虑家庭活动而不是孩子的课外活动，并在总体上把群体需要放在个人需要之上。”（p.303）而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则要相应地更多遵从权威人士的标准，从而在组织机构中为孩子获取更多优势。

这种“育儿经”式的建议或许难免某些批评，但对每一个个体家庭来说则更有现实针对性。尤其是考虑到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不平等社会现实背后的运行逻辑，而它基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必苛责了。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书中所描绘的美国九十年代的家庭教育场景，无疑非常熟悉。在自古重视家庭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家长们当前面临着同样甚至更大的困惑（特别是海淀区的家长）[5]。更加诡异的是，越是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大城市，各种课外辅导机构反而越红火。所有人都明白，过度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往往会起到揠苗助长的反作用；但在社会大环境的裹挟之下，任何家长都不敢对孩子的教育掉以轻心。对于陷入“怪圈”的中国教育来说，《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究竟是一剂“清凉散”还是一针“兴奋剂”，这块“他山之石”究竟能否以及如何“攻”中国之“玉”，同样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

注释

[1] 最近一次影响较大的新闻事件应该是2018年底中青报冰点周刊微信号的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它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当然，仍然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
[2] 该书一版一印时间是2018年6月，笔者所购版本为2019年4月第5次印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印4次，足以让绝大多数学术著作自叹不如。
[3] 详见之前的天行推书：《我们的孩子》系列。
[4] 本书同样涉及到“机会平等”这一重要概念，但鉴于贾韬博士已经在之前《我们的孩子》的推书专栏里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5] 参见微信公众号文章《疯狂的黄庄：超前教育“十字路口”》。有一则笑话是这样的：有家长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网友答：“在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PbVmow1peRN4E486zuO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