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是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成语，多形容一个人举止文雅有礼貌。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它的原始含义（或准确含义）。这一成语出自《论语》，是对“君子”人格的描述：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质”即质朴、朴实之义，“文”即文采、华饰之义。在孔子的语境中，“质”是指内心的纯朴信实，“文”是指外在的礼乐文饰。孔子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完全按照内心的真实想法去行动而缺乏外在的礼乐作为规范和修饰，就会显得粗野鄙陋；但如果完全遵循外在的礼乐规范去行动而缺乏内心的真诚作为基础，就会显得虚浮不实。只有将两个方面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

因此，我们平时使用“文质彬彬”时，通常是对其原始含义的片面理解和使用：更多是在强调“文”的一面，而并未涉及“质”的一面。

如果抽象地看，孔子的“文质论”阐述了一种普遍性的原理，我们可以在很多层面进行理解和运用。在个人成德的层面，如上所述，“文质彬彬”强调个体内在的真情实感与外在的行为表达应该有适当的配合，一方面使内心的情感通过恰当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使外在的行为具有内心的情感基础。这样才能成就一种理想的君子人格。

在社会的层面，“文质彬彬”可以理解为自然性与社会化的辩证关系。孔子所说的“文”主要指礼乐规范，也就是个体的社会化。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在人类社会中，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从一出生就置身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也就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家庭、学校、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化载体，个体逐渐掌握了特定的语言、知识、技能、规范、价值观等社会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在最初的咿呀学语中，我们学会了通过某种语言进行自我表达；在无数的作业和考试中，我们学会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正确”知识和道德规范；在形形色色的性别差异中，我们确认了自己的性别角色……总之，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逐渐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成为社会的一员。

但另一方面，每个个体又都是、并且首先是自然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特征。这可以看作是个体的“质”。从个体的生命历程来看，“文”和“质”呈现出此长彼消的渐变过程。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如婴儿期），自然性显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化则作用尚浅；随着生命的成长和社会性活动的增加，社会化过程迅速推进，自然性则逐渐被包裹和改造。“孔融让梨”就是儿童阶段社会化的典型事例：按照生理本能，孔融当然要选择最大的梨；但道德社会化的结果反而使他选择了最小的梨，“让”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社会化的。

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应该是可以让人们既能较好地实现自身的自然性特征，又不至于因自然性的过度释放而使社会陷入混乱无序；既能通过适当的社会化方式实现自我表达，又不至于因社会化的过度扩张而压制甚至消解个体的独特性。这样一种生动活泼又和谐有序的社会，也可以称作是“文质彬彬”的。

如果以“文质论”为标准来反思不同的文明形态，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更多启示。在文明的层面，“质”是指最为原始、本能的生命活力，“文”则指发达的社会制度、道德体系和思想文化。以此衡量人类迄今出现过的文明形态，如果斯巴达象征着“质胜文”，那么雅典则代表着“文胜质”；如果秦代是“质胜文”，那么宋代则可以说是“文胜质”。从一个文明体的内部来看，大部分文明体从创建到兴盛再到衰亡也都经历了由质到文的发展历程。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大视野，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来看，原始社会可以说是“质胜文”的时代，一切文明要素仍有待创建，但最原始、最旺盛的生命力得到最充分的展现。而现代社会或许是“文胜质”的时代，我们拥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道德，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却在逐渐消失。《三体》中“威慑纪元”的人类社会温柔、美好，有如天堂，但也丧失了一个文明生存最宝贵的生命力，最终无力阻止三体世界的入侵。这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隐喻。对于人类来说，一种“文质彬彬”的文明形态才能使人类社会获得长久存在和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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