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本来就是“正”的，“不正”只是被私欲牵引所致。“正心”其实并不难，即时检点存养，心便正。难在心之常觉、常明、常正，常能自我约束，管照其身。

在《大学》八条目当中，“格物”“致知”都是为了明理。明白了道理，就要身体力行，“正心”便是明理之后道德实践的重要环节。用现在的话说，端正行为要从端正思想入手，所以要“正心”。心正不正，别人看不见摸不着，自己最清楚，所以要特别警惕，随时纠正，不能有一念之差。

修身在正心

在古人看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主宰着一切思维、情感、选择和决定，支配人的行为。因此，心的状态正与不正，成了道德修养的重要反省目标。心念正了，外在的行为才不会出问题。

南宋儒学家朱熹阐发了《古文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心”是人的感性欲望，与生俱来，不可消除。虽然不一定是坏的，但如果不加控制就会流于不善，所以“危殆”；“道心”是人的道德意识，通常潜存在心灵深处，所以“幽微”。因此，要努力提高道德自觉，最大限度地使道德意识支配行为，也就是让道心做主，人心听命。反之，如果没有原则和主见，诱惑面前就很容易乱了方寸。

元代许衡曾在酷暑时节路经河阳，口渴难耐。道旁有梨树，众人争相采摘，只有许衡端坐树下。有人问他为何不摘梨吃，许衡答：“不是自己的不能摘。”有人笑其迂：“世道纷乱，梨哪里有主？”许衡反问：“梨虽无主，我心难道也无主吗？别人遗留的，哪怕一丝一毫不合道义也不能要。”不仅如此，许衡寓住的庭院里种有果树，果实成熟落地，连许家孩童经过时都目不斜视，许衡对家人的教化，可见一斑。所以“心中有主”，就是以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做主，时刻监督和纠正个人不当的感性欲望。

依照《大学》之意，不仅修身在“正心”“齐家”“治国”也与“正心”密切相关。朱熹在给宋孝宗的《戊申封事》就指出：“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 ，意在强调当政者“心正”对端正纲纪的重要作用。

心常明常正

《大学》主张“修身在正其心”，是因为心“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里提到的“忿“、“恐惧”、“好乐”、“忧患”都属于“情”。古人称“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七情，也就是人面临具体的伦理情境时，情感的自然流露。“情”由“心”发，人不能无情，那么“心”为什么会“不正”呢？关键在于“有所”二字。“有所”是指“有所执着”，心若有所执着，便不得其正。正如吃饭后食物应当“一过而化”，如果食而不化，积滞胸中就会生病。也就是说，心之不得其正，正在于执着引发的消极情感、心理纠结。

公元1493 年春天，王阳明22岁，会试下第。宰相李东阳叹服于王阳明的文才，戏称他为“来科状元”。不料三年后再试，王阳明还是名落孙山。同住的友人以考不中为耻，王阳明说，别人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友人佩服他涵养之高。由此事可见青年王阳明已经做到了胸怀洒脱，得失荣辱都能超脱。所谓“不动心”，就是面对任何诱惑能说不，能临危不惧，应事当理。在他看来，道德修为不够，为了科名患得患失以至动心，才是真正的耻辱。后来王阳明有诗句“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是说被追杀这样万分凶险之事，无异于浮云飘过天空而已，他都能做到毫不动心。

大抵我们遇事时，心中烦扰不定或对此事究竟该怎么办把握不准，皆是因它牵涉到我们的利益和欲望，所谓“关心则乱”，否则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本来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有累于心，原因还在于私欲私智障蔽了心之本体。诚然，生活世界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忧戚苦恼、顺逆忻欢在所难免。但“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此心光明澄澈，生活的价值世界便一片光明。反之，若价值迷失，汲汲于贪慕富贵，醉心于追求功名等等，常引发人心的种种愁苦烦恼。

“心”的特点是无执不滞，自然流行，一旦有所执着便成滞碍。这并不是说不要起心动念，而是强调应当保持心的自然状态，防止私欲掺杂，滞留不去。胸怀坦荡，不患得患失，“心”就会常明、常正。

存心为匪懈

明末抗清英雄黄淳耀，曾在夜里梦见被一名妖冶的女子挑挠，醒后他严肃地把此事录入日记。他反省认为：尽管梦见自己受女色诱惑而不动，但毕竟还有强制之意，这便是“偷心未绝”的证明。偷心未绝，是指潜意识中还有好色的念头，趁着做梦时意志松懈，发露出来。可见保持“心正”并不容易，所以“存心”的工作松懈不得。

“心”譬如一滴露珠，其本来的特性是圆转无滞、活泼灵动的，一旦提不住，便会马上下坠。宋代儒者张横渠在《西铭》中写下“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就是说心地光明, 无愧于心才不辱没先祖；保存良心，培养善性丝毫不能松懈。

如何存心？孟子主张“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强调内在要涵养品德，外在要严守规矩。心“操则存，舍则亡”，操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主敬”，这也是北宋理学家程伊川提倡的主要修养方法。主敬是警觉敬畏的精神态度，也包括外在的整齐严肃，要求从思虑情感和容貌举止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

程伊川曾因与王安石的新党政见不合，被新党送到涪陵接受管制，宋徽宗即位才得以回归。他从涪陵顺江而下，到峡江一处，水流湍急，风作浪涌，一船人都惊愕号哭，唯有程伊川正襟危坐，凝然不动，神色泰然。有樵夫问他，先生你是“达”后如此，还是“舍”后如此？“舍”是豁出去了，不在乎了，所以不怕死。“达”是对人生境界的通达，能把生死问题贯通。程伊川的回答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见，他经过长期的持敬修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其心炯然，举动莫不中礼，自然而然谨守规矩。

心本来就是“正”的，“不正”只是被私欲牵引所致。“正心”其实并不难，即时检点存养，心便正。难在心之常觉、常明、常正，常能自我约束，管照其身。心之“常正”真是不易，大贤如颜子，至多也不过是“三月不违仁”，三月以外尚且不免，我们何能多责于人。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必当黾勉竭力，庶几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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