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1月14日，当天行LAB结束农历己亥年最后一篇原创推送时，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原本应是喜庆祥和的春节假期，竟会以这样的姿态来到我们身边。

笔者何其幸运地在疫情爆发前回到了老家与父母团聚，却也不得不放弃了看望其他亲人的计划。而自己身边的朋友，有退掉早已预定好的机票酒店、安安稳稳待在家里的；有原本打算把身在湖北的父母接到北京过年，却因突发疫情而与父母分隔两地的；有刚赴武汉教书不久，假期潜心教研未提前返家，而因此孤身滞留武汉的；有从事疾控工作的，被紧急召回工作岗位一天未休；还有几位医生朋友，所在科室原都与肺炎无关，却也要放弃假期支援发热门诊或远赴武汉雷火神山的……

到今天为止，你有多久没有见到亲朋好友了？多久没有去户外放纵地深吸一口新鲜空气了？是不是已经很久没经历过这么久的春节假期，也从未每天坚持刷新闻动态刷得这样积极？

天行LAB在庚子年的第一篇推送，我们搜集和学习了清华大学在疫情当下从不同学科专业角度提供的部分知识资源，合成这份集锦，或许能为你答疑解惑，或许有助于稳定身心——

如何看待和解读有关新冠肺炎的各种报道或言论？如何分析我们所面临的疫情态势？

当宅家成为遥遥无期的“常态”，或不得不冒着风险回到办公室时，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

家有长辈不听劝，非要上街转一转，怎么沟通才能尽可能地确保安全？

…………

01 用国际关系原理分析疫情相关国际动态

新冠疫情爆发前期，我们看到WTO虽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强调“不建议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1月30日晚），但如美国等许多国家为何仍然很快宣布取消往返中国的航班？为什么国际航班说取消便取消了，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却不能自行取消往返湖北的航班？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阎学通老师告诉我们，可以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的角度来解读：

国际体系的自然属性是无政府性，这是因为国际体系缺乏军事暴力手段的垄断。无论是WHO还是其它何国际组织，都没有自身的暴力机构得以强权维持秩序。与此相反，国家内部则有政府、有军队，可以权力维持国内秩序。

正是由于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其既没有统一权力强制各国继续往来，也没有统一保障进行疫情防控，所以不同国家可从安全自保原则出发自行决定取消航班、禁止我国人员入境本国，WHO只能给出判断和建议而不能命令。但从我国国内而言，不论是航空公司调整航班，还是武汉封城，却都不能由行为主体自行决定，只能由我国中央政府来决策。

国际体系既然具有无政府性而无强权，那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和安排，又由谁说了算呢？阎老师指出，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可由国家实力为依据进行权力分配。正如在不同国际组织中，大国实力意味着更多的投票权；当然，更多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对于近来坊间流传着各种诸如我们的疫情源自他国发起的生物战、病毒研究造成的感染等等阴谋论调，阎老师也进行了驳斥：

阴谋论方法分析国际关系并不可靠。社会科学研究讲究逻辑自洽、可实证、可重复。而阴谋论的逻辑则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而且，“聪明的人能看出来，看不出来说明智商不够”。这造成的结果是，阴谋论流行甚广，却无人能够证明，更不能进行重复验证，对于我们了解事实毫无裨益不说，还容易让人产生恐慌与愤怒情绪。

了解国际关系基本原理，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疫情背景下的国际交往！目前，阎学通老师正在进行系列直播课程《新冠疫情的国际反应体现的国际关系原理》，每周更新一讲，可关注清华大学官方微博了解直播时间或回看。

02 疫情下的公共管理，行还是不行？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政府公告、媒体报道以及自身经历了解到，疫情在发生之初并未获得足够重视，才会造成武汉告急、疫情在春运大潮中急速向湖北乃至全国扩散的结果。而在举国抗疫、多方支援的过程中，又出现了红会物资分配、寿光蔬菜捐赠、黄冈卫健委等等一系列事件，公共管理机构的运作方式、办事质量和效率频遭质疑。但若只知一味谴责，我们就很容易被情绪带跑。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梅赐琪老师则帮助我们仔细梳理和分析了这些事件。例如，黄冈卫健委主任非医学卫生相关专业出身，就真的是人职匹配不当问题吗？换句话说，学法律的人是否只有从事法律工作才合情合理？她是如何成为卫健委主任的？

如果我们分析她的工作履历，会发现其每段经历都没有任用问题：法律专业出身，一直在司法局、政府法制办等司法系统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黄冈市黄梅县副县长，直到2017年开始担任黄冈市卫计委主任，2019年担任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如果仅因一段视频便谴责政府用人不当，甚至怀疑背后原因，是否太过冲动和阴谋论了？

那么，如果任用本身没问题，为什么在现行体制下，法律专业出身者会到卫健委工作呢？梅老师从政治学视角给出了解释：

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官僚制，而官僚制度的进化逻辑并非“效率为先”，而是要通过各种确定的方式去降低不确定性。在选拔和任用人才方面，官员虽然从专业起步，但其作为职业官员并不意味着只能一直在专业领域发展，而是依据其综合素质和业绩而逐步获得晋升。从司法系统晋升为副县长，便已不再局限于司法领域，而女性角色在当下体制中又有较大可能性是分管科教文卫相关事业，之后调任卫计委主任其实也合情合理。

通过梅老师的讲解，我们能学会如何理清那些众说纷纭的事件，并从管理体制的特点中寻找合理的原因解释。其它热议案例的分析，对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更多解读，可观看梅赐琪老师2月13日的直播课程回放《不完美的公共管理》。

03 社会资本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

如果行政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效率不足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能够促进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响应处理、尽量减少它们负面影响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晋军老师对美国芝加哥1995年夏天热浪事件的回顾，可以启发我们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新思考。

1995年夏天，芝加哥受困于持续高温天气，直接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根据美国CDC对此次事件的收集数据及分析结论：7月14日至20日，有485人直接死于炎热，死者有如下典型特征：

1.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死亡：在所有死亡者中，男性占55%；而如果控制年龄因素，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2倍。

2.黑人比白人和其它族群更容易死亡：在所有死者中，黑人占49%，白人占46%，其它族群占5%。黑人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十七，而白人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十一。

3.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死亡：73%的死者年龄在65岁以上。

但这并非我们能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挖掘的所有与死亡有关的所有因素，因为它们只限于对个人特征的描述分析。社会学家Eric Klinenberg从社会因素的视角切入研究，有了更多有意思也更令人深思的发现。例如：

如果从芝加哥的77个片区（community）来看死亡率，可以发现死亡率最高的15个片区与贫困率最高的15个片区高度重合；而在这死亡率最高的15个片区当中，有10个片区的黑人比例都超过94%。

而Eric还发现，在这些贫困片区当中，有两个紧邻的少数族裔聚居区North Lawndale和 South Lawndale，它们的面积、人口、收入都大致相仿，但在热浪事件中死亡率却相差了十倍！这时，不论是年龄、族群等个人因素还是贫富阶层等社会因素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两区死亡率之悬殊，Eric通过对两个片区的比较给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释：

虽然面积和人口相仿，人们也都但很穷，North Lawndale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经济凋敝、居民离去，失业率、犯罪率激增，独居老人为确保自身安全，即便在室内温度过高的情形下也不敢轻易出门。教会数量虽多，在热浪来袭时，却没有太多资源可以提供支持。

反观South Lawndale，虽然人们也穷，但日常商业市场活跃、教会资源充裕，人与人之间具有相互支持和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当热浪来袭，邻里、教会和社区机构都为最可能受到热浪影响的独居老人提供了大量支持，也因此避免了许多热死家中的惨剧。

由此，South Lawndale是一个真正的生活共同体，休戚与共、守望相助；而North Lawndale则是一盘散沙，独居者的生活空间和心理状态都已高度原子化。晋老师解读：这一社会因素，我们可以称其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个居民的生与死，也许与其年龄、性别、体质等等因素有关；而一区居民的生与死，则可能更与该区域的社会资本有关。个人的困扰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人们只有将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从这个视角去观察身边的疫情防控，你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欲听晋老师精彩诙谐的完整解读，请在清华大学微博回看2月12日的直播课《社会学的想象力：灾难中的生活共同体》。

04 不可忽视防疫中的心理调适

接下来，可能也是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内容：在每天更新多次的疫情动态消息中，在隔离失去自由的几十个日子里，我们为自己的健康焦虑，为家人的安全和（可能的）不听劝担心着急，为医护人员的辛劳而忧虑，为那些影响防控工作的人与事而生气，作息乱了，心情也乱了。这时，学习心理防护知识、调整身心状态，努力回到认真生活与工作的节奏，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当下可以做好的事情。

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刘丹老师结合当下许多家庭亲人之间因彼此焦虑而沟通不畅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与家人沟通的好建议。她指出，人的情绪行为系统分为两种：生存系统和发展系统。当人处于生存系统时，只能够关注短期策略，注意范围狭窄，人的反应也以确定性的为主（例如生气、惊吓等）；而当人处于发展系统时，则拥有较广泛的注意范围，以探索性反应（如好奇等）居多，更能够关注长期发展。

当我们遇到紧急突发状况，很容易从发展系统快速进入生存系统中；正如疫情在春节前突然袭来，当下形势严峻，未来走势也高度不确定，这使得每个人都很难摆脱焦虑，很难以开放、平和的心态与家人相互保持通畅的沟通。

那么，我们如何让自己、让家人从生存系统转向发展系统呢？刘丹老师指出，我们可以从改变人在生存系统中的处境特征着手：当疫情下的亲人处于生存系统状态下，感受到的是不确定感、无助无力感、以及信息过载失控感。而他们需要的，则是增加确定感、感受到自己被支持、以及获得掌控感。

首先，了解家人：

耐心温和地和家人聊聊天：“我想听妈妈说说，最担心的三件事情是什么？”“疫情过去后，爸爸最想做哪三件事？”……通过这样的聊天方式，帮助家人增加对关系的确定感和认知掌控感。

第二，表达关心和希望：

“我十分关心你的健康。”“我很在意你好不好。”“我很希望理解你。” 用真挚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家人的关心和支持。但要注意：我们不要试图改变家人，类似“我十分想帮你改掉坏毛病”这样的语句，并不是关心和支持。

第三，讨论方案：

和家人一起讨论如何减轻焦虑：“你想想哪三种方法可以减轻你的担忧。”“我也有三种方法可以给你作为建议。”“现在一共有六种方法，你看哪三种可以马上去试试？” 通过解决方案的讨论和实施，为家人提供切实的支持和掌控感。

这些具体的、便于操作的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从生存系统回到发展系统，从而开启良性的家庭沟通，回到温馨和谐的居家状态。详细内容可浏览清华大学微博回看刘丹老师2月7日的直播课程《疫情下，与家人沟通的三十六计》。

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学知识课程，学习调整自我身心状态。可参考学习以下课程或文章：

《积极心态，共度难关》大咖公益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心理学中心

一封心理支持和辅导建议书——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白衣香路医疗公益实践支队

随着清华在线开学的步伐，天行LAB也在本周恢复更新，祝愿各位读者复工复学安全、顺利。让我们在理性、互助、信任、支持的氛围下，一起扛过这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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