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将因果关系视为科学知识的基本内容。这个看法深深地植根在西方的传统思想中。亚里士多德早就已经指出，真正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原因的知识，是对于原因所作的解释说明。他还系统地提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到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被加以改造，逐渐成为正统宗教神学的理论根据，参见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再到近代，与宗教蒙昧思想以及神秘主义的斗争中，科学和理性未曾抛弃亚氏关于因果关系为科学知识之本的思想，并对之继承发展，使之成为科学家与哲学家共存的普遍信念。比如波尔、牛顿等科学家都将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视为科学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一般都承认，说明事物的原因是哲学的基本目的。（参见周晓亮,1999：139）休谟重视对因果概念的说明，既受到当时普遍的自然科学观的影响，也内植于西方哲学传统。那么，他究竟如何阐明因果关系理论呢？

上述例证显然有利于阐述休谟的论点：“我的朋友现在在法国”，我能产生这个信念，是因为我将他寄来的信上的邮戳与他在法国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有人来过这个岛”，这个信念通过以下因果关系产生：我把一台机器和一个设计者联系起来。既然任何事实信念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形成因果关系呢？

1. 接近。就时空而言，因果关系的两种经验往往彼此相续，一起出现在我的心中。在时空中彼此独立的知觉，不能建立相互作用，因此，互不相邻的因果作用是不可能的。

2. 前后相续。原因在前，结果在后。

我们又从哪里获得必然联系的观念呢？休谟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因此，要想充分明白必然联系的观念，我们就应当考察它的印象。在《人类理解研究》第七章，通过审查我们的外部经验，休谟批判了三种可能产生必然联系的日常流俗观点：

1. 物质世界的单一例证。休谟认为，在物质世界的某个具体事例中，我们从来不能找到任何必然联系。例如，在单次的弹子撞击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弹子冲击第二个弹子以后，跟着就有第二个弹子的运动，即这种运动存在前后相续，但从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示“必然联系”的观念。可见，呈现于感官前的各种外界的物象，并不能在单一例证下提供我们任何必然联系的观念。（参见伊丽莎白·S·拉德克利夫,2002：32）

2. “意志—身体”的支配运动。有人认为，必然联系的观念产生于我们的意志支配身体器官的运动过程。休谟从两个方面反驳了这类观点：第一，我们的意志支配身体器官的独特能力只限于特定的范围。例如，意志能支配舌头和手指，却无法影响心脏和肝肺；第二，在随意的动作中，意志支配的直接对象并不是被动的那个肢体，而是一些筋肉、神经和元精，乃至不为所知的最精妙的东西，因此，必然联系的观念不是源于发生身体运动（或运用肢体发挥功能）的意志支配。

3. 上帝或最高神明。还有人相信：我们心中所见或所想的各种观念，都是“造物者”上帝带给我们的神秘启示。休谟不同意这类观点，他认为：第一，人类理性发生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它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并不能经验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已经超越我们的官能所及。第二，即使上帝存在，他究竟如何将必然联系的观念传递于我们？这个机理根本上无从得知。因此，在休谟看来，“主张最高神明有普遍能力和作用的这种学说，实在是过于大胆了”。（休谟,2007：66-67）

综上所述，审查外部经验时，我们仅能观察一个印象（或一组印象）接着另一个印象而出现，却没有这些印象相互联系的观念。例如，一个弹子的运动与另一个弹子的运动相互联系，火的光芒与热相互联系。我们实际上只能看到一个事件随着另一个事件先后发生，却没有获得将两个事件必然结合起来的印象。

4.（美）伊丽莎白·S·拉德克利夫著：《休谟》，胡自信译，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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