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经济形势下行，这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着比以往应届生更为艰难的就业情境。他们不仅要思考适于自己的生涯发展之路是什么，还不得不应对诸多现实困难：企事业单位普遍缩减甚至取消招聘，原定的笔试面试一直推迟；招聘会临时改为线上举办，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双方都显得手忙脚乱；秋招拿到了offer，春天却因无法返校做毕设，不知能否如期毕业…
在这样的时刻，应届生们都更难做出一个职业决定：或许是“如今能找到一个工作就是万幸，可我还是迟迟没有offer”；或许是“原本想好的出路只能改道，我还能去往何方？” ……今年的应届生也可能正承受着比以往更高水平的紧张和焦虑。
在上期职业生涯专栏的推文中，我们从职业自我概念的形成和认知信息加工的视角介绍了个体是否已经准备好做出职业决策（或“生涯决策”，career decision），这次我们将从“焦虑”的话题切入，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聊一聊：
当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什么而产生焦虑？我们又为什么会难以做出一个决定？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怎么办？
焦虑是什么？
在心理学研究中，“焦虑”（anxiety）是一个常见且重要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与不确定感和无助感相关的一种弥漫性的恐惧（May,1977）.它不是对真实具体的某件事的担心，而是对未来威胁的一种预期，以及对这种威胁缺乏控制的一种感知（Christopher et al.，2017）。
研究者将焦虑分为两种类型：情境焦虑和特质焦虑（Spielberger, 1966)。特质焦虑是偏人格性的，而情境焦虑则与个体在当时当刻受到的环境压力有关系。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Inventory)，也是根据这一分类来对个人的焦虑水平进行测量的。这样，焦虑就可以作为一个可操作化的变量，被纳入心理学研究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职业心理学研究中，许多学者会探究焦虑与职业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变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焦虑水平更高的人，通常也更难以做出职业决策，职业决策的自我效能感一般也比较低，等等。
不过，如果我们仅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去探讨焦虑作为一种变量在职业相关情境中的作用，无疑只是把个体的生涯焦虑视为一种病理性的症状，是身体或心理上的痛苦体验（Christopher et al.，2017)。在这种视角下，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冥想、运动等方法来试图平复心情，也具有缓解效果，但可能我们只是在这种特定情境下才产生焦虑；如果仅从缓解身体或情绪症状入手，可能也会“治标不治本”。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即便是那些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职业决策的大学生，他们的焦虑也并没有因已经做出决定而消失（Daniels et al.,2006; Gordon, 1998）。这其中的原因又可能是什么呢？
当个体在面临职业选择的背景下产生了焦虑，作为研究者或个体自己都需要关注：是什么引起了焦虑？职业生涯相关的焦虑背后都有哪些意涵？只有这样，才更有助于找到恰当的角度来理解自我，寻求合适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生涯焦虑的意涵1
Christopher T. Pisarik等学者（2017)对一些面临生涯焦虑的美国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发现，大学生对自身生涯焦虑体验的阐述，大概可以分为以下7个主题：
焦虑的一般症状。例如在生理上所感受到的潮红、紧张、睡眠不好，情绪上时常伴随着的恐惧、愤怒感，或担心、沮丧感，以及脑子里总是不断地盘旋着的自我否定的想法等等。这些一般可以在焦虑量表的题项中得到体现。
压力。压力可能是来自于父母，有些人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被父母要求选择某条职业道路，而这条路可能并不是自己所了解、所偏好的。在其它对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中，造成职业决策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外部冲突”，就是重要他人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从而导致个体的决策困难。而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则更加能够体现父母期望是一个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当然，压力也可能来自于其他方面，例如身边的同学朋友，或者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一向很高。
缺少生涯辅导。这并不是说无法获得周围人的任何意见，而是缺少有效的指导和帮助。例如，父母会建议选择热门的赚钱的专业和职业，学校只会提供一个个标准化的职业兴趣测试等等。在职业探索的道路上，形单影只的自己，多少会因不知何去何从而感到彷徨。
社会比较。和同伴相互比较总是会带来消极的情绪，可社交网络的发达反而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交流讯息的平台，在利用社交网络的同时，我们也不自觉地卷入了更多的从学业到职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比较，结果则是更强的焦虑感。
偏颇甚至错误的个人认知。这类焦虑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个体在职业探索和选择的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偏激且负面的想法，例如基于自己的学业成绩不够令人满意，就焦虑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的职业发展；或者是执拗于“做我所喜爱的工作”，却因“我并不知道我喜爱的是什么”而焦虑。有的人即便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某些负面想法毫无逻辑可言，但也很难不被这些想法所影响。
从社会结构层面来说，经济形势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会给人带来焦虑。经济不会一直保持上行，就业竞争的激烈、职业生涯的多变和不可预测性在当下越来越常见了。美国如此，实际上中国也已有类似的趋势：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许多人敢于在市场中寻求更有活力的职业发展机会；然而近年来经济增速的放缓，稳定的铁饭碗工作又重新获得了许多大学生的青睐：尽管薪水有限、晋升不易，却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工作不稳定带来的焦虑感。
除此之外，在他们的研究发现中，生涯焦虑还有一类特殊的主题，它们非常生动且也常见于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过程中。研究者将其归为“对存在性问题的关注（existential concerns）”。
什么是“存在性问题”呢？它与我们日常生活里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不太一样（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得不到有效的生涯辅导，或焦虑学业成绩不够好等等），而是涉及到我们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与个体的存在相关。欧文·亚隆将存在主义关切的问题分为四类：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并认为对这些存在性问题的思考，都可能会引起人的焦虑。
Christopher 发现，在职业探索和决策的过程中，大学生们也会焦虑于存在性问题，特别是关于意义和自由这两类主题的问题。例如：
认为应该从事充实有意义的工作，但同时也不确定能否找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或不确定自己将要从事或正在从事的是否为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因而感到焦虑。
一方面希望能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并不能看清局势，若干年后有可能后悔当时做出的选择，从而感到焦虑，甚至不敢做出决定、不敢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存在性的生涯焦虑及其可能的解决之道
在当下的时代，工作确实早已不只是为了生存。职业心理学领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重视意义在职业选择与发展的作用（Aaron & Patrick，2014）例如，Cohen(2003)指出，在职业决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寻找“有意义的工作”（the search for meaningful work) . 其它诸如对职业价值观（work value）、职业使命感（calling）等的探讨，也都和意义紧密关联。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就在他的代表作《活出生命的意义》https://mp.weixin.qq.com/s/6z7znL3hahz2sgUzV-Q7LQ中提出，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来发现（维克多·弗兰克尔，2010：136），而这也正是弗兰克尔一生传奇经历的注解：在集中营得以幸存，并在重获新生后创立了意义疗法，帮助更多的人发现生命的意义所在。
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人要追寻自己的意义，没有意义、目标、价值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欧文·D.亚隆，2015：446）。作为当代大多人立足社会的基础和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的选择显然会与个体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思考紧密相关。
是，在第一次面临职业选择时，我们可能因为缺少足够的信息和切身的体验而无法获知某份职业是否真的能让自己得到生命的意义；即便已经通过实习实践对某份职业有了足够的了解，也仍然可能因自己经验过的某些现实，而怀疑其是否真的有意义、有价值，从而对“有意义的工作”甚至“有意义的生命”产生困惑。在我们的天行公益咨询项目的来访者中，确有不少来访者对职业的困惑都来自于无意义的困扰。
欧文·亚隆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可能因思考人的存在的问题而痛苦（例如，苦于找不到“意义"），但存在主义告诉我们的，并不只是去追问意义为何。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亚隆通过回顾不同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故事或观点，向我们传达了以下理念：
人构成了自身、自己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自身所处的情境。不存在“意义”，在宇宙中没有宏大的设计，没有指导生活的原则，除非个体自己创造这些原则（欧文·D.亚隆，2015：447)。
因此，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我们可以去追问某份工作是否有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越是理性地寻求意义，我们就越不可能发现意义”；必须“创造自己的意义，然后全然投入去实现它”（欧文·D.亚隆，2015：510 & 457）。
参与生活，是亚隆认为找到意义的最佳方法——意义感是参与生活的副产品。放在职业生涯选择的情境下，如果你因“能否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而焦虑，或许可以先思考你希望为自己的生涯创造怎样的意义，然后“全然投入”其中，在承诺与行动之中，消解掉无意义感。
而职业选择过程中有关自由和责任的问题，我们也可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窥探一二。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逃脱焦虑，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哪个是最好的选择——它们看上去各有优劣，而谁也不知道它们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会为此而焦虑并无法做出决定，是因为此时的决定可能是一种与觉察“我的死亡”一样的边缘处境（boundary situation）：
“‘决定是非常昂贵的，代价是其余所有的事’，人必须放弃其余的选项，通常放弃之后，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决定是痛苦的，因为它们意味着可能性的限制；而人的可能性越是有限制，就越是接近死亡。”（欧文·D.亚隆，2015：336）
我们越是认为职业在生命中是重要的，越会倾向于认为职业决策是重大的，就越可能从日常的态度进入密切关注“存在”的状态：我有选择的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我无所依靠；没有任何人能为我做决定，但这也意味着只有我自己为自己的处境负责。可谁能知道此刻的决定在未来会呈现何种样态呢？我选择其中一个，就抛弃了其它所有的可能性——这种感觉太让人焦虑了。
为了逃避焦虑的痛苦感受，我们可能会拖延，也可能会求助于别人来为我们做决定，好为自己的责任开脱。然而，通过放弃自由、逃避责任来缓解焦虑并不一定有效。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有些明明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职业决策的大学生，他们的焦虑也并没有因已经做出决定而消失，很可能就是因为，那并不是他们为自己做出的决定。
正如存在主义所揭示的那样，自由与责任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亚隆认为，心理治疗师在面对无法做出决定的来访者时，应当帮助来访者觉察到：决定是无可避免的，拖延着不做决定也是一种决定。而主动决定的方式，与积极接纳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是相一致的（欧文·D.亚隆，2015：351)。如果习惯于将做决定的权利卑微地交给他人，我们将更可能陷入一种自我贬低的恶性循环：我不能为自己作主，只能任由他人抉择。
如果你曾经或正在受到类似问题的困扰，可以试着对自己说：主动承担责任和做出职业决定，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存在吧！尽管会受到焦虑的困扰，但这才是我们真正获得成长的机会。况且，存在主义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份职业或事业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在参与其中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大可不必“因为无法两条路都走而停留在十字路口”而焦虑了。
1.在现有研究中，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特定术语用来对生涯焦虑进行界定。学者们通常使用“生涯/职业焦虑(career anxiety)”，“生涯/职业相关的焦虑（career-related anxiety）”，或“就业焦虑”、“择业焦虑”等来指称与职业生涯相关的焦虑。本文写作中使用“生涯焦虑”（career anxiety）一词。
[美] 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 吕娜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作者：Savannah
编辑：Savannah、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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